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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在实际战争中采访。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决定要带什么东西:一台手提打字机、一百张薄纸、六张复写纸、一个备用色带、几件换洗内衣和袜子、一件深蓝衬衣、两把牙刷、一袋牙膏、四只手帕和六包香烟,这就是我要带的全部行李,我把它们放在一个小提箱中,还挺轻。没有人告诉我有其他报社的记者要和我一起去,所以去济南的事我就没有张扬,只是跟美国领事馆说了一声。我想发个电报给报社,告诉总部我的行程,可是又怕电报局有人在火车出发前透露我的行踪,最后决定把电报稿留给美国领事,跟他说在火车开动两小时以后再去帮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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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军少佐五点的时候来接我,开着军用小车,表情看起来很认真。我觉得这位少佐可能只会两个英语单词,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我只听到了他说“晚上好”和“请”两个词。还好他肢体语言很丰富,表现得还挺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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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车停在了青岛城外,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火车站。之后我才醒悟过来,当时中国人的仇外情绪正盛,日本怕他们知道后进行阻挠,因此把士兵上车的地点从市中心转移到了城外。尽管这样,还是没有躲开,上车的地方聚集了几千名中国人。这些人围成了一个圆,他们神情愤怒地瞪视着日本人,一句话也不说。日本哨兵恶狠狠地把他们拦在了原地,距离火车有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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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列火车中的十一节为客车车厢,有五节平板车上面装的全是麦秸秆,战马则装在其余四节平板车上,剩下的就是十节货车厢了,全车一共三十二节。火车最后停在了侧线轨道上,它前面有两个火车头拉着,后面有一个推着。前后三个火车头并不是为了给火车增加动力,只是以防出现损坏或出轨的情况,到时候可以替换。一辆装甲平板车在火车的最前面,它上面不仅有探照灯,还有一门三英寸野战炮和四把机关枪。这样的平板车在火车的后面也有一辆。站台上有一堆麦秸,它的上面架有机关枪,这里正好和客车车厢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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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赶到时部队已经全在车上了。日军少佐领我来到第四车厢前面,这里站着一个人,看起来像是在等我们。他是个日本人,个头高出常人很多,样子显得挺年轻。他英语讲得非常流利,他告诉我说,他是来自日本报社的记者,名字叫罗波特·堀口。我感觉很高兴,因为这次行动只有我们两个记者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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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波特,从1928年5月我们认识的那天起就和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7年的时候,日本开始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罗波特就当起了翻译,他经常会出现在上海的日本记者会上。1941年时,我和他曾经在华盛顿见过一面,那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当时罗波特刚被任命为同盟通讯社驻欧洲的首席记者,他正要离开华盛顿到法国维希去。密苏里大学是他的母校,他毕业于那里的新闻学院,后来娶了一个美国女孩。珍珠港遭日本偷袭的时候,罗波特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都生活在美国,他们后来一直在那待着,直到现在。他的家人是无罪的,他们很需要别人的帮助,可是美国和日本的战争给世界带来了毁灭性后果,并让他们成了牺牲者,真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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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去济南,如果没有罗波特的陪伴,它也只能算是一次说不清道不明的冒险而已,而且也没有多少收获,因为除了他基本上没有人能讲英语了。罗波特绝对是一个行动积极的新闻工作者,不论什么事情都能引起他的兴趣,他还总是十分热情地帮我翻译,这让我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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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夜晚,相信在火车上的所有人都不会再有心情睡觉。中国人绞尽脑汁在途中设计了很多埋伏,遭到伏击的火车只能被迫停下,用事先准备好的大炮进行反击,这样反复了好几次。每次遇到被破坏的轨道、桥梁不得不下车修理时,他们就会遭到乱枪扫射,这个时候日本士兵就会冲下火车,利用探照灯四处搜索。北洋军和国民革命军之间的战争毁坏了很多村庄,他们在途中经过五个有城墙的城镇都没能逃过劫难,不是被引爆就是在燃烧,不是被吃了败仗的北洋军所毁,就是遇到了国民军的炮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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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一路上都在缓慢行驶,不管是整个晚上还是第二天上午。火车经过的每个地方,都刚刚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这些地方在遭受创伤的同时还散发着对侵略者的无限仇恨之情。镇上和村子里的树木、建筑都被战火烧毁了,抬眼看去,满目疮痍,村外的田野里看不到一个人。但是一堆一堆的尸体却随处可见,看起来有军人,也有普通百姓。铁轨两边也有零零散散不幸遇难者的遗体。内战带来的悲惨结局在这里表现得一览无遗,所有的东西都在告诫着人们,战争是多么残酷。火车在上午11点左右到了济南城郊,这里的一片山地上满是人。这些人都是难民,他们都想离开济南。人群中没有看见穿军装的,应该都是百姓,他们一排排都拎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包,步履又十分匆忙,走起路来呼吸不免有些急促。后来我才听说,在数以万计的逃亡人员中,大多是因为害怕日本人而逃出来的中国士兵。那些士兵,在抢夺财物之后,为了不暴露身份,又或偷或抢地弄来一身老百姓的衣服换上,离开了济南城。火车继续往前行驶,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就看到了济南城。不过,因为害怕再次遇袭,司机只能将火车顺着墙根万分小心地慢慢挪。还好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我们终于到了济南火车站。天气热得有些不合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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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下车就被日本人给扣了起来,他们不明白,我作为一名美国驻华记者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被关在火车站的饭店中,下面是车站办公室。大家在堀口找到相关人员,商量解决我被关的问题,几个小时过去后,他们给了我一张军人通行证,我的行动终于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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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热闹的济南城寂静下来了,拥有四十万人口的城中如今变得几乎空无一人。大街上到处都是灰尘,阳光炙热,街道悄无声息地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这里不是尸体就是来回巡查的日军,一个中国人都没有。那些死者都是中国人,男女老幼都有,有的是军人,有的是百姓。尸体由于时间关系已经发肿,没有了原来的模样。不管在人行道上,建筑物门口,还是大路中间,都能看到横躺着的死尸。这里不止有人的尸体,很多马匹也都横尸街头,还有的马腿就僵硬在半空,看起来很古怪,整个场面还夹杂着一丝哀怨。原来完好的房屋,现在只剩下了门和窗,门是关着的,窗户已经破成碎片,毁坏的程度可想而知。房屋已经被炸为残垣断壁,上面还留有炮火烧过后的痕迹,火还没有彻底熄灭,可屋里却怎么也找不到活人了。基本上所有的商铺都遭到了抢劫,无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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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外国人住的地方很热闹,我专门去那看了一下,之后又在烈日下踏着尘土,来到了美国领事馆。馆内的人们从开战前两天到现在就没见过外人,我的到来,让他们颇感兴奋。我虽然有军人通行证,但按照要求必须在天黑以前回到火车站饭店。我和领事馆的人一块吃了晚饭,然后就开始往回走。到了饭店,我发现自己除了睡觉以外什么也做不了,因为这里连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没有,如:水、电灯、蜡烛……我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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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也看见过死尸,然而这种由暴力造成的大批死亡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过去当报社记者的时候,我经常会跟着警员到案发现场,也见过死人,太平间的尸体我也常见,我认为这些也没什么奇怪的。他们大多死于谋杀、意外或者是自然灾害等。可是就在济南,在5月这个炎热的下午,我看到了从没见过的景象:无情的子弹穿破了人的身体;脆弱的人们失去了生命,却得不到安葬,尸体就被随意扔在荒郊野外或臭水沟中;更让人惨不忍睹的是,小孩的尸体成了老鼠的美餐,被咬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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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午看到的场景让人厌恶到了极点,可竟然没有影响到我的食欲,真有点奇怪,我不禁有些佩服自己了。持续了四十个小时紧张而又兴奋的心情松懈下来后,浓浓的倦意就占了上风,疲惫的感觉也越来越明显。晚上的时候,我觉得屋中又潮又热,汗水一次又一次地浸湿了衣服。我感到胃里忽然有什么东西在快速地上下翻滚,我赶紧摸着来到窗边,将身子露出窗外狂吐一阵。吐完以后还是困,随即我又躺回床上,接着睡下了。太阳晒到了我的脸上,还有很多吃过腐尸、令人厌恶的苍蝇也爬到了我的脸上,令我不得不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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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忙的一天,那天是5月11日。我想给纽约发份电报,可济南通往外界的电报线还没修好,我无能为力,只好又去忙着调查整个事件的真实情况。这次事件被称为“济南事件”,也叫“济南惨案”。我找到了和事件有关联的许多人,和他们都见了面,并且进行了询问和调查,其中有:福田将军和他的几个属下、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英国和德国驻济南领事、美国和英国的传教士。另外,我还走访了山东基督教学院,它是由美国资助的,并且第二次拜访了美国领事馆。我找遍了济南城,但是没有找到任何中国人提供的消息。济南城的中国人,只有领事馆的仆从,别的再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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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厌恶这个调查过程,只有一个叫谢德的德国人,还算增添了些笑料。第一次来济南的时候,我曾经住过他的旅馆——生牛肉旅馆(斯泰因旅馆),当时正是严冬季节,旅馆内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简直能把人冻坏。谢德好像挺气愤,他把我领进卧室,开始向我诉苦。标准的日耳曼人都很注意细节,谢德正好属于这一类,他老是翻来覆去地跟我说他受了多大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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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一千八百名普通百姓生活在济南城中,男女老幼都有,日本政府为了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命令福田将军带了两千三百名士兵赶到济南负责护卫。当时,正巧遇上了北洋军阀和国民革命军之间的争战,北洋军接连失利,开始向北撤退。济南市外五英里的地方就是黄河,北洋军过了河之后,便把河上面的一座铁路桥给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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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紧接着就追到了河边,不过他们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在混乱中,除了日本人,没有其他的外国人被伤害或是受到骚扰。蒋介石将军带领部队在5月1日时到达了济南。日本人在路上设置了障碍和铁丝网,想用这些东西把外国人在济南居住的两个地区围起来。蒋介石将军于5月2日发出抗议,表示强烈反对日本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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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城在5月3日早上还很安宁,国民革命军也没有做什么过火的事。所有的商店都正常营业,每家生意都很兴隆。蒋将军共率领了十万国民革命军,他们驻扎在济南城的多个地方,城内城外都有。西田当时任日本总领事,他在上午十点的时候来到济南旧城,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会议。矛盾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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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主要体现在高大的旧城墙围起来的那一部分,面积只有差不多一英里见方,这部分最具古老特征,连这里的城墙都是砖土质的。市中心后来向南发展,到了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来到这里时,人们又造了道石头城墙。这段墙是顺着后来发展出来的那一部分建造的,就建在它的外围,新建这段的形状没有一点儿规则。在那以后,市区又向南扩张了一部分,这一段没有城墙,现在外国人都住在这里。一千八百名日本平民中的大部分都住在这个区,福田将军把军队也驻扎在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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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上午差不多10点半的时候,战幕就拉开了。日军运兵的火车到达济南时,战斗刚结束不长时间,当时是5月10日中午。外界和济南的联系,在战斗打响的时候就中断了,他们除了知道这里引起了枪战外,对形势的进展全然不知。七千多名中国人因这次战斗失去了生命。日军方面表示,这次战斗让他们损失了四十名士兵,另有一百四十二人受伤,重伤员六十七人。对于日军提供的这组数据,当时保持中立的驻华军事专员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日军的伤亡情况应该远远高于所公开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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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将军害怕这件事会影响到国际形势的发展,继而耽误他向北京进军的行程,所以命令部队撤离济南。可是战斗的爆发已经再次挑起了国民革命军中很多人对日军的仇恨,他们没有听从蒋将军的命令撤出济南,而是留在济南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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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济南的前一天晚上,我开始写报道,没有电灯,只能点着蜡烛。我请了艾德温·F·斯坦顿到旅馆来帮我审稿,他是刚被任命的美国驻济南领事。对于我的邀请,他刚开始并不同意。依他看来,作为领事官员,又来自中立国,很不适合参与中日矛盾报道的写作。我说,他只要帮我指出他觉得不准确的地方就可以了,不需要说明原因。这样他才最终同意。我打好一页,他就看一页。在他的帮助下,我删除了一些转述其他官员的、有误导中立思想的叙述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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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都过了,稿子才完成。我一共写了六千字还多,总觉得结构不够集中,叙述不够生动。艾德温离开后,我收拾好行李就睡觉了。有一列火车,在第二天早上6点的时候会离开济南。那是一列难民车,肯定会爆满,我想着早点去,可以占个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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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两旁还有北洋军和国民革命军在战斗。各个缔约国为了避免受到攻击,包括交战双方和其他抗日队伍,他们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就把国旗插在了车上。车头、车厢上插得到处都是,每个缔约国的都有,唯独没有日本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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