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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冬天，我觉察到自己正受到各方面势力的打压，他们企图动摇我在报社的位置。他们还想方设法让报社的领导认为我的报道有时也是缺乏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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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对于国民党的胜利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传教士和教育行业的人士认为，南京政府中大都是有远大志向的忠诚之士，他们一心想着中国人的幸福，没有私心杂念，内战很快就会结束。相同行业中的美英人士最为拥护这种看法，他们都是同一类的乐观主义者，眼中看到的全是美好的事物。外国的生意人和外交人士，都认为和平可能很快就会被打乱。对于依靠战争胜利而很快获得高官厚禄的人，他们只是冷眼旁观，对这些人的才能以及品德气节表示怀疑。这就是外国人当时在北京的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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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专门对付我而成立的小团体，在1928年到1929年就已经有了，只是我当时没有发现。后来，直到看见传教士们发给纽约的信件时，我才知道的。信件的内容是，希望报社把我辞退，说我对中国的事情缺乏最基本的常识。有一封信上签满了名字，男女都有，加起来多达六十七个，其中的很多人曾经还公开表示是我的朋友。信中说我是“顽固分子”“冥顽不化的反动分子”，而且明目张胆地诱导别人。这些人认为，我之所以会“随意更改赞美中国进步的新闻”，可能是某些集团给了我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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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签名中的一位为了让我离开报社，在1929年年初的时候，竟然被教会给辞退了，他的工作原本是很清闲的，而且收入不菲：每年有五千美元，外加一笔不少的差旅补贴。真是得不偿失，他非但没有把我赶出报社，反而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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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旱灾说起，当时离北京很远的大西北闹起了旱灾，非常严重。为了救济灾民，北京成立了救灾组织，贝内特是该组织的一位信托人，他的职位是花旗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我对他进行了采访，意在了解水利设施和救灾的具体情况。他对我的问题知无不言，还给我提供了相关的资料。之后，我写了一篇相关的稿子寄到了报社，有一千五百字。时报在四星期后的周日版上，刊登了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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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期报纸被运到北京没多长时间，我就意外地在一个早上接到了贝内特打来的电话，他让我马上赶到银行，有重要的事情和我商量。到了之后，有人把我带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正气呼呼地踱来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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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来就说：“你怎么不按照我给你的资料写，自己在那胡编乱造呢？把我们推到和南京政府敌对的位置上，让我们以后该怎么和他们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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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觉得自己有错，也很生气，回答道：“我写的都是你说过的，引文也都是你报告中有的，一点儿也没有乱写，全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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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内特火气更大，他用力地撤出抽屉，拿起那份《星期日时报》，看着我使劲地甩了几下。我看到上面有很多蓝笔画的标记，正是他说的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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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出来的那些，不是严重失实，就是故意编造。”他批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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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是你说的吗？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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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组织的书记约翰·厄尔·贝克说的，不是我。他刚才来过这里，是做正式投诉的。我通知了信托人召开会议，等会议结束后，必定要发电报给时报表示强烈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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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看过那些内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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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贝克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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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先别说了，你现在就看吧。”贝内特话没说完，就被我截住了。我找个座位坐了下来，打算看看事情会怎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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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朝我看了眼，然后坐下，开始看起来。没多大会儿，他看向我，表情充满着疑惑，说：“贝克是什么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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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后，他又接着往下读。当全部看完后，他把报纸合上，站起来把手伸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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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不好意思，太对不起了。你的文章中没有一处错误的地方。而且，它非常准确地归纳了当前的总体形势。我会立刻通知主教和另外的信托人，告诉他们，会议没有必要开了。我还要和贝克聊聊，弄明白他为什么要刻意诽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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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贝内特在第二天早上又打来了电话，听他的语气，好像比上次还要不安。他希望我立即到银行，能多快就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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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那，我发现他又在那踱来踱去，脸色因为太过愤怒而涨得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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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被迫向别人道歉，是我最痛恨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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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又有什么地方不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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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你误会了。不是你做错了什么，而是我要向你致歉。同时还要给《纽约时报》发电报，表示我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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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内特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原来，我前一天离开之后，他把贝克找来了解情况。贝克对诽谤我的事不做任何解释，反而说贝内特是在袒护我，之后就一句话也不说，坐在那里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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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离开贝内特的办公室后，做了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他给《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道尔夫·奥克斯发了电报，电报中又把批评我的话重复了一遍，而且指出，如果继续由我担任报社驻华代表，将会有损伟大的美国报纸的名声，所以建议报社马上辞退我。他故意通过电报的方式，目的是误导别人以为电报内容是他所在组织的共同意见，而不是他个人的，他还特意把署名签成“约翰·厄尔·贝克，书记”。他发完了电报，就乘坐当天的夜车离开北京去了张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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