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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餐厅，我把刚才的事情跟客人们说了，除了马慕瑞公使外，其他人都很吃惊。其实，中国当局提出这样的要求，马慕瑞公使也并不知道，只是他和我都曾听说，伍朝枢以他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的身份暗中向《纽约时报》提过要求，让发行人奥克斯把我调到别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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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朝枢在两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专程赶到纽约，在奥克斯面前对我狂加批判。奥克斯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都表现得谦虚有礼，他对伍博士说，报社可以让我离开中国，甚至可以把我辞退，但前提是，伍博士一定要拿出证据，证明对我的批判是正确的。他说会随时等着伍博士的证据，伍博士答应一定会交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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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博士在一周内第二次来到纽约，他再次向奥克斯提出，希望纽约改选其他人做驻京记者。奥克斯说想看他答应过的证据，伍博士听见这话又急又怒，大发脾气，他捶着奥克斯的办公桌，愤怒地说，这种事只要他外交官的一句话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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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斯强忍着怒火说：“你的要求关系到一个人的名声和他的将来，我不能如此草率，只听信你的片面之词，一定要看到证据，还要给他解释的机会。”伍博士听他这样讲，更是怒火中烧，话中不免夹杂了粗野之语。奥克斯也被激怒了，不仅把伍博士赶出了办公室，还要求电梯管理员以后不许再让他踏进楼层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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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冲突，导致一部分中国当局的高层对我更是恨之入骨。他们最终决定，正式要求美国政府把我赶出中国。中国政府是没有权力直接将我驱逐出境的，因为我享有治外法权。美国的“中国地区法院”也只有在举行听证会之后，确认我在中国的确是“令人厌恶的”，他们才有权力将我驱逐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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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为了不让我在北京好好地工作和生活，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凡是我的电报，不管是新闻稿件还是个人电报，他们都命令中国人管辖下的电报局一律不得收发。我在中国的内陆城市包括北京，都没有办法发新闻稿件。不过，在港口城市中有外资电报局，那里可以帮我发。这样还不算，中国当局还下达命令，要求所有政府官员，不论中央还是地方，都不许和我见面，更不允许政府雇员告诉我任何新闻线索。就连我的社交生活也受到了限制，他们命令所有和我有牵连的政府人员不能出现在我的家里或是办公室中，任何公开的或是私人性质的集会活动都不能请我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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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正在对远东地区做半正式的访问，有一个二十人左右的美国新闻记者代表团次日会到达北京。中国政府专门为他们准备了欢迎会，本来是邀请了我参加，可现在我又收到了邀请作废的通知。为了记者团的到来，我也准备了一场规模不小的鸡尾酒会，邀请函一个星期以前已经发出去。南京政府的命令一下，我的信箱不久就满了，里面全是之前收到我邀请的中国官员的回信，他们纷纷表示不能参加我的酒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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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中国官方举办的欢迎会取消了我的参加资格，记者团中的一些人因为这个也拒绝参加。其余一些人，他们在会上作了短暂停留后就离开了，也来到了我家。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中，他们一伙接一伙地过来，有的在白天，有的在晚上，我只好日夜款待，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了两个星期左右，光苏格兰威士忌和啤酒不知他们就喝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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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团中有一个叫赫伯特·L·马修斯的人，他来自《纽约时报》，我们从没有见过面。他本来应该安安静静地待在北京，却因为我，乘着火车从北京到沈阳颠簸了三趟。他每次去沈阳，都是为了替我发电报，由于南京的命令，我没有办法在中国人控制的地域发出电报，新闻稿件和对这次事件的解释，都只有让马修斯代劳了。这件事让日本人高兴到了极点，他们心情急切地想为我服务。电报沿着“南满铁路”从沈阳到大连，从大连到日本东京，再经过太平洋到达美国，走的是日本自己的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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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时间正是天气异常炎热的时候。中国的火车，由于前一年内战的影响，现在还是那么脏乱、破旧不堪。单单从北京到沈阳就要耗费十五个小时的时间。马修斯为了帮助我，他的个人时间全部消耗在火车上了，我一直对他的这些帮助感激在心。为了帮助我，他曾经还瞒着我发过一份电报，就我当时的困难处境向时报作了报告，这事我一年以后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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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南京政府的要求，美国政府最终还是没有答应。《纽约时报》再次强调，不但绝对不会把我派驻其他国家，而且会全力支持我、信任我，并用行动和态度让我和中国政府同时得知了报社的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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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在之前一年多的时间中，收到的中国新闻，一直有两个版本，分别是我和驻上海记者发出的，不论是基本思想还是态度观念，两者都有着很明显的差别。既然这样，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对于中国局势和未来的描述，我们两人肯定有个是错的。两种报道来自于同一个国家，观点却截然不同，倘若将其刊登在同一报纸上，必定会显得不合情理，错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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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斯告诉我，《纽约时报》打算把驻上海的记者调回美国，为了让我顺利发稿，他们会把我调到上海，因为那里有外国政府管辖下的电报局。我得知这件事时，南京政府提出要求还不到十天。我还听说，《纽约时报》将把中国的所有新闻交由我负责。果不其然，命令没多久就下来了，上海为报社驻中国的总指挥部，由我担任总指挥，并让我负责各驻地记者的招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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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向《纽约时报》宣战了，作为一家伟大的美国报纸，《纽约时报》也马上接受了对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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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切准备妥当，打算奔赴上海，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和苏联之间突然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地点在“北满”地区。中东铁路沿途架设的电报线本来是由苏联控制的，“满洲”政府却忽然收了回去，就连苏资的蒸汽轮也被扣留在了松花江上，于是引起了苏联的强烈不满，冲突爆发。《纽约时报》发来电报，命令我先到“北满”进行采访，然后再赶往上海。我按照吩咐，赶到那里进行了采访。这场“战斗”看起来有些好笑。“满洲”军被苏联人引到了海拉尔平原上，然后遭到苏联飞机的轰炸，还是极度低空轰炸。中国人因此非常气愤，他们指控苏联人使用的是威力极高的爆炸弹和毒气弹，并把这件事情散播得人尽皆知。其实，中国人口中的“威力极高的爆炸弹和毒气弹”只不过是一些厚纸袋，里面有的包着煤灰和沙子，有的包着烂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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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其他搞笑的事情也发生在这次斗争中。我在哈尔滨站乘火车向西行驶的时候，“北满”的中国人由于听从了南京政府要孤立我的命令，要求我离开头等舱，离开其他外国记者。他们还要求其他记者在餐车上也不能和我说话，不能同坐一桌。到达满洲里后，住宿时也不能和我住在同一家旅馆。“满洲”的中国人如此要求外国记者，自己却经常会跑到我的车厢，时不时向我索取一些啤酒和香烟，谈起因苏联而气愤的中国人，脸上还带着一副很鄙视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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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遥远的满洲里回到哈尔滨后，很有历史的莫德妮酒店成了全体外国记者的聚集地。酒店也有过光彩夺目的时刻，那是在俄日战争结束的时候，这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情了。这里的美食，一直到现在都还很有名气，但餐厅以外，酒店的其他地方就不那么光亮了。走廊的地毯上被磨出了很多小洞，住房和洗澡间中都不干净，脏兮兮的东西随处可见。床垫塌陷，弹簧都不怎么管用。街头女郎和卡巴乐女郎是这里的主角，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她们肯定早就和酒店员工撺掇好了，因为你进房还不到五分钟，她们就会把电话打进来，每次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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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中都是固定的几句话，“你是不是美国人啊？美丽的俄国人你喜欢吗？”她们的名字有维利亚、娜塔莎或者是舒丽亚，等等，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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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确有些姿色，甚至有的是“天生尤物”。她们中的很多人极少用肥皂洗澡，经常喷洒大量的香水来遮掩身上的味道，不少人的思想都还处于愚昧状态。她们这些人，基本都不关心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就连她们从事的这份职业也并不在行。如果她们选择做情妇，动了真情的话，倒是会满腹热情，但大多不会忠诚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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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各个地区的卡巴乐餐厅和高级卖淫场所之所以经常添加新人，是因为白俄罗斯有很多破败不堪的家庭长期生活在哈尔滨。上海是很多姑娘的首选之地，如若不行，她们会选择天津。几年寻欢作乐的腐化生活过后，大吃大喝的习惯夺走了她们姣好的容貌，于是，港口码头便成了她们的栖息之地，美英船队就是她们追赶的对象。香港地区或马尼拉是她们冬天时的目的地，青岛、烟台等地方是她们夏天向往的地方。她们夏天去的地方，正是白种男人的避暑去处。成为中国有钱人的侍妾，也是她们当中一部分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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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在二十年代的时候，事情非常多，这里的建筑和生活方式完全是东欧式的，很奇怪。不过，哈尔滨当时确是个很有趣的城市。这里光白俄家庭就有数千个之多，还有很多苏联人民和政府人员，因为中东铁路的总部被苏联设在了这里。除了这些人以外，俄国很多拿不定主意的人也混在这里，他们想找个工作，这是能看到的外表，我们可以将其看作表面颜色是红的，可是又有不一样的政治信仰，内心还是忠于自己信仰的，可以将其看作是纯洁的，所以他们被人称作“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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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聚集在哈尔滨这个城市。从白俄过来的很多人都会唱歌，他们有些曾经还是歌唱家和音乐家，甚至有些一战前在圣彼得堡的名气还不小。他们冬天的时候就会进行歌剧表演，这里的交响乐演出是相当受欢迎的，水平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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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怎么把我当敌人对待，日本又是怎么和我套近乎的，这在1929年8月在哈尔滨发生的一件件事情表现得很明显。发新闻时，我在哈尔滨遇到了中国电检职员的阻挠。这件事被日本人得知后，日本总领事立即找到我，说愿意帮助我。他说，我的新闻可以借用他的官方邮包送往长春，在那里通过日方控制的电报局帮我发出新闻，每天都可以如此。我想把新闻从亚洲发到纽约，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就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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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人员不但不答应见我，而且任何新闻线索都不向我透露。日本官方就大不一样了，只要一有新闻发生，他们马上就会想办法让我知道。日本早就布置了大量人员混入中国，运用各种手段刺探中国各方面的信息，就连许多南京对外封闭的消息，这些人也能搜集到。因此，我通过日本也得到了很多重要消息，不少都成了我的独家报道。为了保险起见，日方告诉我的消息，我会经过仔细调查之后才发稿。1937年以前，当时驻中国的日本官员曾做过欺骗我的事情，他们告诉我假消息，想利用我损害中国，做有利于日本的事情，不过这些最后都被我识破了。令我比较满意的是，这样的事情他们只做过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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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想起当年的事情，我还觉得自己挺伟大，当时南京政府曾有好几年都想把我赶出中国，他们经常用各种方式和我作对，而我竟然没有走上亲日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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