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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简单地在我的话后面写了句：“你是自作自受。布里斯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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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羞辱，我怎么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呢？我写了一封信给艾德温·S·克宁翰，他当时是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正式投诉布里斯托尔，还把信稿拿到北京交给了马慕瑞公使。与此同时，我还发了封电报告知纽约总部整个事件的经过，把投诉书的副本也寄到了纽约。报社收到后，立即将这件事告诉了海军部长，事后，华盛顿政府严厉斥责了布里斯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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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上将在遭到训斥后立即展开了报复行动，他在各种场合，不管是上海俱乐部的活动还是晚餐聚会，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说，阿班就是个流氓，这没有任何疑问，《纽约时报》如果还要继续任用这样的人，肯定有他们后悔的时候。他还说，真不明白美国政府为什么会不同意南京政府提出的要求，为什么不直接把那家伙轰出中国？如果他还拥有在土耳其时的权力，那家伙早就不在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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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满洲”来到上海时，布里斯托尔也离开了中国。他在走时还特意邀请了那位原来《纽约时报》驻上海的记者，和他一块经由西伯利亚到欧洲去，想用这件事来气我。那位记者对这种美事自然是没理由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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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竟然会对中国的事情这么用心，以致把一个报社记者的命运和前途都牵扯进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每次想起来还是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不过，“阿班事件”的最终结局，还是由关联人员的权力大小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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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守旧派的大部分人员和从商人士，看到获得新生后的中国在一步步废除不平等条约，还要取消治外法权，他们忽然觉得没了安全感，自己的生命和垄断地位都将难以预料。看到这些，他们又开始数落南京政府的不是，并且大声叫嚷着是要和我站在同一立场的。他们目前的观点是，南京现在想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粗鲁至极的。这些人真是愚昧顽固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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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口中有见识的人，也包括一部分生意场的人，他们开始指责我，对中国政府则表示大力支持。大部分新教传教士也是这样，他们想趁着旧条约即将被废的这段时间，给南京政府留下一个好印象，以防再次出现1926年和1927年间，国民革命军在前进途中把他们赶走的事，他们可不想再次被赶出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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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斗争滋生出的种种违背诺言、不讲道义的行为，是我在1930年到纽约后才知道的。在《纽约时报》的办公室中，放着一百三十多封居住在中国的美国人寄来的信件，信中都是要求辞退、或者将我赶出中国的。信纸上的落款者大概有三百人左右，我平时的支持者和好友中有很多人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些人中假如有人看了我写的这本书，可能就会知道，对于他们面上一套内里一套的做法，我实际早在十三年以前就知道了。只不过，对他们的虚伪做法，我平时不会在言语中表现出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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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采取的正式行动没有收到效果，我还好好地待在中国，他们不甘心，就想尝试通过一些自发形成的组织将我逐出中国。阿瑟·海斯·苏兹伯格当时是《纽约时报》发行人奥克斯的助理，当然，现在已经接任发行人一职。在我的卷宗里，放着一封他给我的信。信是1929年11月11日写的，这封信的言语之间足以看出《纽约时报》确是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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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班先生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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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K·莫伊先生是“国民新闻社”的美国社长，他前一段时间来过我这，是专门过来投诉你的。见面后，我说了很多话，大概比他还多，所以我想他肯定没有把自己的心里话全部说出来。后来，他又给我写了封信，内容很长。我已经把它附在后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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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量说简单点吧。我跟莫伊先生说，假如你的新闻稿中真的有错误，那责任也不在你，是国民政府限制了你的工作，所以他们应该承担一切。作为一名记者，你只要负责提供新闻就可以，如果他们制约你的能力，就是他们不对。同时，我还告诉他，我们的记者绝对不会利用职务发泄私愤，如果真有，我们肯定不会继续任用的。但是，记者在报道中出现错误，并不等于说他是在发泄私愤，别说一处、两处，就是一连串的错误也无法证明。看他是不是在发泄私愤，唯一的判断依据，就是看他的观点。我还要告诉你一句话，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你的表现依然充满信心。我们见过面之后，莫伊先生就给我来了那封信。里面主要写的是投诉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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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很无奈，一直都在翻来覆去地和你谈论这种难以解决的事情。我还要澄清一点，我让你看到这封信，并不是想听到你的任何解释，而是让你了解看不到的另一面，让你知道背后的议论。如果你想对莫伊先生说些什么，尽可以写成信，如果希望寄给我，我可以帮你转交。另外，假如你可以把附信同时寄给我，我将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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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祝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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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海斯·苏兹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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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以为我还毫不知情。两年之后，他回到了中国，还很有诚意地邀请了我好几次，让我参加他的晚宴。我也就试着和他们交往，经过时间的磨砺，我终于慢慢地对他们生出了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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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当初我被南京政府赶出了中国，有可能会导致所有的外国记者保持沉默，不敢再随便发表言论。记者们会因为我被逐，而经常担心有朝一日也会轮到自己，为避免得到和我一样的结果，即使他们知道真相，恐怕也不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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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要采取行动了，对于那些不收他们的钱、不接受他们思想的外国记者，政府决定堵住他们的嘴，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杜绝所有中国地区的外语报上的指责。政府为了达到目的做出了偷偷摸摸的勾当，他们试图把戴丽尔和索克斯驱逐出中国。戴丽尔是《芝加哥论坛报》驻北京的记者，已经逝世，索克斯是上海英资报社《字林西报》的社论编辑。南京政府对英资的《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和法资的《北京报》进行过好几次大规模的强制行动，这些报社经常连着好几天都没办法通过邮政系统邮寄稿件。发行的报纸只要出了租界的范围，马上会被全部没收，然后被焚。虽然情况如此恶劣，还是有不少中国人对我表示同情。不过，迫于政府的压力，他们不敢光明正大地和我见面，只能悄悄地进行。这些人中有官方的正式职员，也有中文报社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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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待了几个星期以后，我才知道南京政府主要是因为两件事才极力反对我的。一件是因为一篇新闻稿，是1928年11月从北京寄到纽约的稿子。它于同年12月9日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稿件中引用了北京一家报纸上的社论，大体内容是指责蒋介石夫人的，也影射了蒋介石本人。下面就是引用的那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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