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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博士是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称得上是全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一直没有加入过国民党，虽然接受了驻美大使的职务，可他连党员都不是。到1942年年终的时候，他才结束驻美大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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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正式公文的发布，预示着胡博士即将处于危险之中。公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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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奉国民政府训令，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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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准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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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启者：顷奉中央常会交下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来呈一件，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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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据职会属第三区党部呈称：“查属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决议案呈称市执行委员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令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案，附具理由：胡适借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等因，合亟缮呈钧会，祈查核转呈”，等情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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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夫以胡适如是之悖谬，乃任之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其训育所被，尤多陷于腐旧荒怪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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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计，为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掌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该会所请，不为无见。兹经职会第四十七次常会议决，准予转呈在案，理合备文呈称钧会，祈鉴核施行。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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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胡适近年来言论确有不合，如最近《新月》杂志发表之《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按本党党义博大精深，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探讨以期有所引申发明。惟胡适深居大学校长，不但误解党义，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正，以诏警戒。为此拟请贵府转饬教育部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事关党义，至希查核办理为荷。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院转饬教育部分别遵照办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部即便分别遵照办理，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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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告发布之后，政府把胡适也召集过去听取训诫。对朋友们提出的善意警告，胡适仍然不放在心上，最后终于被捕，他的处境极其危险。我全心全意地关注着他的案件进展，一直到听说他已经被政府秘密地判定为死刑，而且行刑的日期也已拟定，我立即就这件事写了一篇报道，然后请人帮忙带到香港地区，之后发到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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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报道的同时，我还跟《纽约时报》说，如果想救出胡博士，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强烈谴责国民政府对胡博士的迫害行为，发表社论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然后将社论通过电报的形式发给我，允许我不惜任何代价，将社论刊登在远东地区的所有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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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3日，《纽约时报》上刊登了社论，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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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的一位领袖人物，他特别优秀，而且很有开创精神，他的聪明才智高过很多他在政界的同龄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国民党在言论上对他的攻击和即将对他做出惩罚的行为，就显得非比寻常，更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原本是一位哲学家，才能出众，而且勇气可嘉，表达自己的思想时非常坦诚，他的思想和观点大多时候都会超出政治范畴。他被称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他为了让中国人的思想及教育体系现代化而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奉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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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是因为自己有政治野心才受到严正申诉的，只是因为他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指出，中国在国民党的管理下，当前的实际状况并不像国民党向外界吹嘘的那样，十分美好。他表示，孙逸仙博士的经济理论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有人只是打着先人的旗号不做实事，那他们这种做法就很值得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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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曾在美国学习过，他有很多朋友至今还在那学习。他的这些朋友都认为，国民党一直都在实行独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竟然还能活到现在，这真是一个奇迹。胡适是1927年回到中国的，当时国内的排外情绪很浓。他回国后不久就开始发表自己的言论，在他看来，东方的“精神”文明中含有更多的宿命论观点，与西方文明相比更加残忍和冷漠。大家经常指责西方文明，虽然它的物质成分较多，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精神性要远胜于中国文明。东方文明的假象好不容易才塑造起来，胡适所说的这些话，把这一形象完全颠覆了，就好比是对祖国的背叛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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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去年冬天时，又一次提到了这个观点。美国驻华使馆的参赞写了一本书，邀请他作序，他再次号召中国人民站起来要正确地面对现实，而不要一味地自欺欺人，他指出，中国要想发展，必须从内部开始觉醒，通过改革来壮大自己。他指责中国的政界人物腐败堕落，办事效率太低。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说法，说中国的一切灾难都是由“帝国主义”引起来的。对于这种说法，胡适指出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中国人都喜欢掩藏自己的弱点，粉饰自己，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外国人身上，可胡适却不这样，他所表达的思想真实但不符合中国的整体趋势，所以注定有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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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的做法已经很让外国人失望了，他们试图让外国记者闭嘴，还差点将他赶出中国。可现在，他们又要拿自己的同胞出气，真让人感觉可怕，不知他们这种狭隘的性格什么时候才能改变。有一点也许中国政府还不明白，这个被伤害的人为了当代中国已经付出了很多，他的事迹一定会留在人们心中，而伤害他的那些人，很快就会被人们忘却。假如他只是一个单纯玩弄权术的人，这件事也可以接受。假如是他故意挑毛病找事，为了稳定当前的动荡局面，也可以理解。可是，他不属于这些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他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当他冒着生命危险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时，政府应该心平气和地聆听，之后虚心接受，而不是用强权去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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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这篇社论后，把它散发到了远东的各个地区。上海地区的所有英语报刊都收到了我发出的社论英文版本，北平、天津、汉口、南京、广东和香港地区这些地方也都收到了我发出的无线电报。中文版本不仅以快递、邮寄、无线电报的形式发给了中国所有的中文报，而且还以同样的形式发往了曼谷、马尼拉、爪哇和新加坡。另外，此文还被译成了日文，并通过有线电报发到了日本颇有影响力的十几家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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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刊登出来的第四天，国民政府宣布胡适被无条件释放，并允许他继续教书育人，还可继续他的写作。他对国民党批驳否定的力度，和被捕之前相比，一点儿都没有减弱。这件事之后，我猜想曾经想把我驱赶出中国的国民党人，可能更加讨厌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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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卷二 日本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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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被重视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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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驱逐事件宣告结束以后，从1931年夏天开始，我的生活就显得有些单调起来。中国也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新闻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或毫无价值的东西。天气十分炎热，就连按照惯例每天办理的公事，也变得没有一点意思。不过，有一点还是不错的，就是我已经适应了上海的生活，虽然我总觉得这里比起北京少了点热情和友善的感觉。我的新家已经安排好了，位置很好，在英国领事馆的后面是一幢公寓楼，我就住六楼。我在家中就可以看到外滩和黄浦江，从高处看过去，那种场景雄伟而壮观。办公地点就安排在隔壁楼的二楼，十分方便。在生活中，我有厨艺精湛的厨师，有忠实能干的佣人；在工作上，我招聘的每个驻地记者都做事十分努力，尤其是我的新助手道格拉斯·罗伯逊，他办事机敏、有才能又有经验，让我很是满意。除了这些，我还加入了很多组织，比如，上海总会、花旗总会、皇家空军联会以及高尔夫俱乐部等等，希望在这些娱乐场所可以让我认识更多的外界人士，多一些交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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