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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满洲”回来的第三天，也就是1月27日上午，我和我的助手道格拉斯·罗伯逊一块去拜见日本武官，日方接见了我们，而且很是热情。我们是想知道日本会向中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高桥少佐接待的我们，他是武官的助手。他镶着一整排金牙，每次张嘴笑的时候，总是金光闪闪。少佐外表收拾得整齐清洁，胡须被刮得一点不剩，膝内翻，他的身材在日本人中称得上是高个子，可是讲的英语却是错误不断。他为了招待我们，摆出了一大堆东西，有热茶、很便宜的那种白兰地、生鱼片、咸米饼、橙子、香蕉，另外还有暖房中的葡萄。只是有些东西上午10点时不适合用，它们的搭配很没有道理。这些点心、饮料和水果放在一块让人感觉很奇怪，没想到，他告诉我们的“信息”和这些东西一样，不但奇怪，而且没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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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算是白跑了一趟，白白浪费了时间，也只能无奈地回到《纽约时报》的办公室。刚把外衣脱下，电话就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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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高桥少佐。今天晚上之前，5点半左右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我有件事要和你谈谈，很重要。”“5点半没问题。不知道你是想到我的办公室还是去我公寓呢？在家里可以一边端着酒杯一边聊，比较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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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那就去公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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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次能有所收获，高桥不会像一个小时之前那样，浪费我的时间。”我对罗伯逊说。我告诉罗伯逊，假如高桥没有消息透露，他就在6点时通知我需要参加一个饭局，好让我及时脱身。按照约定的时间，高桥准时到了。他看到罗伯逊也在，好像有些不自在。我们用海波酒招待了他，遗憾的是，他没有提到一点儿有价值的消息。从始至终，他都在谈这四个月以来发生在“满洲”的行阵征战之事。5点40分，我再次要给他斟酒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让了，开始阻止。他一下子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把右胳膊伸直了，朝我走近。我心中暗喜，他终于要打破这种僵局了，就怀着很浓厚的兴趣站起身，向他伸出右手，故意说，真是遗憾，少佐这么快就要走了吗？少佐一张口就让我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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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个是给你的，请你拿着，我们国家做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善意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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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才看清，他的手中还攥着东西，厚厚的一沓，看起来像是钱，还是日元。一日元当时相当于五角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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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了躲避，急忙把手藏进了裤兜。连我都搞不清自己为什么竟然没有立即发作，直到现在也不明白，这在平时对我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仔细想想，可能是行贿发生在自己家里的缘故，怎么说我还是家里的主人呢，不能动不动就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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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抑制自己的情绪，我半严肃半玩笑地说：“少佐先生，请你千万别和我来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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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不肯收回，说：“没关系的，请你一定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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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气得声音都有些发颤了，可他居然一点儿都没察觉，我说：“你跟我来这套是没用的，我绝不会收的。哪些记者这样做过，你和我都很清楚，他们的下场，我们也都知道。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们如果知道哪位记者收过别人的贿赂，就再也不会相信他们写出的东西，不论好坏。一旦收了，他这个人，马上就会变得没有一点价值，不论对他自己来说，还是对雇佣他的老板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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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不知趣地说：“这只是送你的礼物，不要紧的，收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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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没能压住自己的怒火，终于发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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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冲着少佐喊道：“你识相的话，马上滚出我的公寓。”然后又对罗伯逊说：“请你马上给侍应生打电话，让他们把那家伙的帽子和大衣都给我拿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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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少佐的交谈就这样不欢而散。他连大衣都没来得及穿，向我鞠了个躬，就马上退出门去。而我不但没有向他欠身还礼，还在他朝电梯走去的时候，使劲地把门给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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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过气愤，以致把晚饭都给忘了吃，一直在屋中走来走去，想找个地方发泄心中的怒气，罗伯逊陪着我，也在那生气。突然间，我的脑海中跳出一个人的名字——肯尼，他就在上海，在距离我的住所有两条街的华懋饭店，我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立刻赶到我的公寓。他似乎有些为难，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饭局不得不参加，我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他那些话，当即用暴躁的语气要求他必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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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你一定要过来，这事十万火急，比你吃饭的事重要多了，你的老板闯大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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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我这么一说，马上答应很快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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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所处的位置很有些不同一般，他经常会感觉度日如年。他来自美国，曾经就职于报社，当过报社记者，在夏威夷公立学校担任过督导，当过作家，写过小说，还有其他书。这些年来，他一直在负责“南满”铁路公关方面和对外联络方面的事务。“南满”铁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所以他的工作自然也会和日本人有所牵连，但是他也算正大光明，工作起来不会失了自己应有的人格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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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日本人没有过分要求肯尼的行为，不论在行为、语言还是著书的过程中，都没有让他违背职业道德的要求或者背叛美国。他向远东记者提供的信息中，也从来没有哪个记者怀疑过它们的准确性。不过，大家都觉得他的工作和官方联系太紧，因为“南满”铁路的所有权掌握在日本政府和皇室手中。他其实已经退休好几年了，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儿子是美日混血儿，他们一起住在塔西提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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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事情的经过跟肯尼说了一下，他知道高桥的做法后，觉得很惊讶。他毫不避讳地说这个人愚蠢到了极点，还答应我会尽自己所能对这件事做深入调查。但他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作为一名外国人，还是一个普通平民，恐怕日本军方会不愿意接受他的调查。他走之前，请求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我没有答应。他说日本人绝对没有贿赂过其他美欧记者，唯有这一次，他保证。罗伯逊和我一直在忙着写信，到深夜才写完。有一封是写给艾德温·L·詹姆斯的，他是《纽约时报》的新任总编，这封信写的篇幅最长。我在信中跟他详细报告了高桥事件的整个过程，并且告诉总编先生，第二天我会给美国公使纳尔逊·T·詹森和美国总领事艾德温·S·克宁翰每人送一份信件的副本。除了这个，给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信件副本我会亲自送过去，还会向他们提出要求，一定要调查这件事，并且向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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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重光葵还完好无损，没想到，几周后就少了一条腿——被炸掉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高桥想要贿赂我的第二天晚上，上海战事（即一·二八淞沪战）就打响了，后来战斗结束，日本人胜利，为了庆祝，日本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仪式，重光葵站在观礼台，恰在当时炸弹爆炸，他被炸掉了一条腿，炸弹是朝鲜革命者事先安置的。当时站在台上的还有野村吉三郎中将，后来珍珠港事变爆发时任日本驻美国大使，他也十分不幸地失去了一只眼睛。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任命重光葵为日本驻英国大使。1943年夏天，他又被提升为日本外交部部长。这些都是后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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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写好的第二天上午，我先给詹姆斯寄了封挂号信，之后便和罗伯逊带着两份副本亲自送给了詹森和克宁翰。之后，我给重光葵打了个电话，要求见他。原来我一直还挺佩服重光葵，他曾经对日本要“攻下满洲”的事表示不同意，对“一·二八淞沪战役”的爆发更是无比惊慌。可是几年之后，靠武力取胜的感觉让他眷恋不已，最后他竟然开始积极支持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从而得到日本政府的信任和重视，任命他为驻英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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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接通后，重光葵拒绝了我的要求，他表示当天的时间已经被安排满。上海当时正处于一种十分紧要的危急关头，他事务繁忙也是理所当然。我告诉他，和他谈论的事情非常严重，而且事情我已经向美国政府和《纽约时报》做了报告。他听说这些后，改变了主意，然后答应我11点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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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要求让罗伯逊和我一起前去，因为他是我的证人，他目睹了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主人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坐下后，我给了重光葵一份东西让他看，是写给纽约的信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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