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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我这么一说，马上答应很快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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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所处的位置很有些不同一般，他经常会感觉度日如年。他来自美国，曾经就职于报社，当过报社记者，在夏威夷公立学校担任过督导，当过作家，写过小说，还有其他书。这些年来，他一直在负责“南满”铁路公关方面和对外联络方面的事务。“南满”铁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所以他的工作自然也会和日本人有所牵连，但是他也算正大光明，工作起来不会失了自己应有的人格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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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日本人没有过分要求肯尼的行为，不论在行为、语言还是著书的过程中，都没有让他违背职业道德的要求或者背叛美国。他向远东记者提供的信息中，也从来没有哪个记者怀疑过它们的准确性。不过，大家都觉得他的工作和官方联系太紧，因为“南满”铁路的所有权掌握在日本政府和皇室手中。他其实已经退休好几年了，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儿子是美日混血儿，他们一起住在塔西提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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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事情的经过跟肯尼说了一下，他知道高桥的做法后，觉得很惊讶。他毫不避讳地说这个人愚蠢到了极点，还答应我会尽自己所能对这件事做深入调查。但他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作为一名外国人，还是一个普通平民，恐怕日本军方会不愿意接受他的调查。他走之前，请求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我没有答应。他说日本人绝对没有贿赂过其他美欧记者，唯有这一次，他保证。罗伯逊和我一直在忙着写信，到深夜才写完。有一封是写给艾德温·L·詹姆斯的，他是《纽约时报》的新任总编，这封信写的篇幅最长。我在信中跟他详细报告了高桥事件的整个过程，并且告诉总编先生，第二天我会给美国公使纳尔逊·T·詹森和美国总领事艾德温·S·克宁翰每人送一份信件的副本。除了这个，给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信件副本我会亲自送过去，还会向他们提出要求，一定要调查这件事，并且向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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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重光葵还完好无损，没想到，几周后就少了一条腿——被炸掉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高桥想要贿赂我的第二天晚上，上海战事（即一·二八淞沪战）就打响了，后来战斗结束，日本人胜利，为了庆祝，日本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仪式，重光葵站在观礼台，恰在当时炸弹爆炸，他被炸掉了一条腿，炸弹是朝鲜革命者事先安置的。当时站在台上的还有野村吉三郎中将，后来珍珠港事变爆发时任日本驻美国大使，他也十分不幸地失去了一只眼睛。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任命重光葵为日本驻英国大使。1943年夏天，他又被提升为日本外交部部长。这些都是后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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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写好的第二天上午，我先给詹姆斯寄了封挂号信，之后便和罗伯逊带着两份副本亲自送给了詹森和克宁翰。之后，我给重光葵打了个电话，要求见他。原来我一直还挺佩服重光葵，他曾经对日本要“攻下满洲”的事表示不同意，对“一·二八淞沪战役”的爆发更是无比惊慌。可是几年之后，靠武力取胜的感觉让他眷恋不已，最后他竟然开始积极支持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从而得到日本政府的信任和重视，任命他为驻英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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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接通后，重光葵拒绝了我的要求，他表示当天的时间已经被安排满。上海当时正处于一种十分紧要的危急关头，他事务繁忙也是理所当然。我告诉他，和他谈论的事情非常严重，而且事情我已经向美国政府和《纽约时报》做了报告。他听说这些后，改变了主意，然后答应我11点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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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要求让罗伯逊和我一起前去，因为他是我的证人，他目睹了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主人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坐下后，我给了重光葵一份东西让他看，是写给纽约的信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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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还没有读完的时候，他的脸就已经因为愤怒而憋得红中发黑，他抓起桌上的电话，对着话筒就喊。虽然他喊的日语我听不懂，但是他有三次提到了“高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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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葵的表情很明显是羞愧难堪到了极点。待他看完了信，一句话也没说，把信纸拿在手中，一会儿折起来，一会儿打开，反反复复了好几遍。很长时间过后，他咳嗽了两声，然后说：“我可以向你承诺，阿班，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日本陆军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真是我意想不到的。这笔钱是从哪里得来的，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请你相信，我一定会去调查。我只知道它肯定不是来源于公使馆的资金，公使馆是不会允许把钱花在这些事上的。关于这件事，我以日本公使的身份，代表日本政府，向你表示歉意。我还会向你做书面形式的道歉。还有，高桥也要代表日本陆军向你道歉，我向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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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起身，很严肃地向他鞠了个躬，然后说，我对他的态度很满意，不过还要等着高桥向我道歉。重光葵这时又说：“我想以你朋友的身份提个要求，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报告给詹森先生和克宁翰先生，另外，也不要告诉《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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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对不起，你的话有些晚了。我已经通过挂号信的形式寄给了《纽约时报》，詹森和克宁翰也已经收到了信件的副本。我想到你一定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了让自己没有办法答应你的要求，我寄出那些副本之后，才过来见你。”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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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差不多四点半的时候，我和罗伯逊忙着工作，希望早点完成，因为在日本海军旗舰上将有一场鸡尾酒会，是海军上将盐泽举办的，我们俩也在被邀之列。我的中国厨师林宝在这个时候跑了进来，他高兴得话都快说不清了，见到我就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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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日本人来了，他到了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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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让他来这见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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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被我领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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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宝说完后，走到了旁边，高桥出现在了他的身后。他规规矩矩地鞠着躬进了办公室，我的厨师看任务完成就退出房间，顺便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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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高桥快速地瞄了一眼，同时暗示罗伯逊不要站起来。我也一点儿没动，就在那坐着，穿着衬衣，袖子还卷到了胳膊肘上，领带松得都快掉了，我也不搭理，也不披外套。罗伯逊和我差不多，同样是衣冠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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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的来意我知道，肯定是来道歉的，但是他没有穿军装。而我的要求是，他必须代表日本陆军向我道歉，他这样做，在我看来，就是故意和我作对。他上身穿着一件很不合身的燕尾服，非常美丽而且很有光彩，系着一条宽领带，上面挂着珍珠，下身穿一条黑色的条纹西裤，脚上穿着漆皮鞋，带着灰色的鞋罩，右手上放着一顶丝质礼帽，整体看起来显得非常别扭，有些不伦不类。我嘴中的烟斗也没拿出，就问道：“高桥先生最近如何？感觉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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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躬下身去，他的背、颈、头形成了一条线，和笔直的两条腿形成了一个标准的直角。他的深度鞠躬姿势一直保持了好几秒，之后他才慢慢地站好，开始张嘴说话，我猜想，他一定是事先演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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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故意用很慢的声音，像唱歌似的说道：“我来这里是向先生道歉的。本以为这件事对日本国和天皇是有益的。是我做错了。不应该那样，对不起，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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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少佐故意穿着便装来见我这件事，让我做到毫不介意，是很难的。我把两只脚故意放到办公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斗，然后抬起头，很投入地一边观察吐出的烟雾，一边随随便便地说：“你想说对不起是吧？没问题。不过，在说之前，你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就像我吧，《纽约时报》是我的衣食父母，他们给我发着薪水，所以我就必须对他们诚实，全心全意地效忠于他们，尽心尽力地报道出事实真相。少佐拿的是日本政府的钱，那自然要对日本帝国和天皇陛下诚实和效忠，对有损帝国安全或政策的事情必然应该据实报告。那么请问，如果我现在就给你很多钱，你愿不愿意背叛你的国家，向日本陆军总部呈送一份假情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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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听我把话说完后，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看来这个人确实有些愚蠢，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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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闭着眼睛待了几秒，身体晃动了几下，就像喝醉了似的。一下子又把眼睛睁开，瞪大了双眼，然后再次深深地躬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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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小声嘀咕着说：“非常对不起，我当时没有想到这点。”他一边说着，一边躬着身退了出去。类似的事情绝对不止这一件，在华的日军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这只是其中一件。日本在1937年大规模地入侵中国后，更是经常以金钱作为解决问题的利器。不过，这种方法并不是每次都会成功，也有被严辞拒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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