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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被我领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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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宝说完后，走到了旁边，高桥出现在了他的身后。他规规矩矩地鞠着躬进了办公室，我的厨师看任务完成就退出房间，顺便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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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高桥快速地瞄了一眼，同时暗示罗伯逊不要站起来。我也一点儿没动，就在那坐着，穿着衬衣，袖子还卷到了胳膊肘上，领带松得都快掉了，我也不搭理，也不披外套。罗伯逊和我差不多，同样是衣冠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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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的来意我知道，肯定是来道歉的，但是他没有穿军装。而我的要求是，他必须代表日本陆军向我道歉，他这样做，在我看来，就是故意和我作对。他上身穿着一件很不合身的燕尾服，非常美丽而且很有光彩，系着一条宽领带，上面挂着珍珠，下身穿一条黑色的条纹西裤，脚上穿着漆皮鞋，带着灰色的鞋罩，右手上放着一顶丝质礼帽，整体看起来显得非常别扭，有些不伦不类。我嘴中的烟斗也没拿出，就问道：“高桥先生最近如何？感觉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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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躬下身去，他的背、颈、头形成了一条线，和笔直的两条腿形成了一个标准的直角。他的深度鞠躬姿势一直保持了好几秒，之后他才慢慢地站好，开始张嘴说话，我猜想，他一定是事先演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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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故意用很慢的声音，像唱歌似的说道：“我来这里是向先生道歉的。本以为这件事对日本国和天皇是有益的。是我做错了。不应该那样，对不起，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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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少佐故意穿着便装来见我这件事，让我做到毫不介意，是很难的。我把两只脚故意放到办公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斗，然后抬起头，很投入地一边观察吐出的烟雾，一边随随便便地说：“你想说对不起是吧？没问题。不过，在说之前，你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就像我吧，《纽约时报》是我的衣食父母，他们给我发着薪水，所以我就必须对他们诚实，全心全意地效忠于他们，尽心尽力地报道出事实真相。少佐拿的是日本政府的钱，那自然要对日本帝国和天皇陛下诚实和效忠，对有损帝国安全或政策的事情必然应该据实报告。那么请问，如果我现在就给你很多钱，你愿不愿意背叛你的国家，向日本陆军总部呈送一份假情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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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听我把话说完后，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看来这个人确实有些愚蠢，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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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闭着眼睛待了几秒，身体晃动了几下，就像喝醉了似的。一下子又把眼睛睁开，瞪大了双眼，然后再次深深地躬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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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小声嘀咕着说：“非常对不起，我当时没有想到这点。”他一边说着，一边躬着身退了出去。类似的事情绝对不止这一件，在华的日军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这只是其中一件。日本在1937年大规模地入侵中国后，更是经常以金钱作为解决问题的利器。不过，这种方法并不是每次都会成功，也有被严辞拒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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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企图利用金钱来左右外国记者的思想和行为，这种办法虽然略显笨拙，但也是意料之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日本的新闻界从整体来说是全世界最腐败的，和日本不相上下的大概只有法国新闻界了。日本陆军大概是从本国的新闻记者方面出发，他们认为全世界的记者可能都差不多，既然日本记者会收取赃钱作为外快，那美欧记者自然也不会例外，钱至少不会有坏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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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让我觉得无法理解：高桥向我行贿失败后，他在陆军中的地位不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升迁的速度日益加快，尽管因为这件事已经惊动了重光葵和美国驻华最高领导。这件事结束后，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仍在上海毫无顾忌地对记者行贿。他找到了一位欧洲记者，当面询问人家的薪资收入，并且表示，他愿意给人家一大笔钱，这笔钱相当于记者一辈子的薪水，但记者必须答应他的条件后才能得到这笔钱，记者要立下书面凭证，确保自己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不会变换工作，所发稿子一定要对日本有利。后来那位欧洲记者也把此事告诉了重光葵，并提出强烈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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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战事刚刚结束，高桥就被提升为中佐，后来又成了大佐。日本在一年后又把他派往了柏林，命他任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还当即提升他为少将。我相信他的名字在不久之后一定会出现在报纸的标题中。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日本一定会重用他，派他率领日军前往某个战场和美国人开战。这种事情在日本非常普遍，一个不知廉耻或不要脸的人总是会得到日本政府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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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东地区和美国，日本为了行贿，花费了很大一笔钱。珍珠港事件过后的一年中，美国联邦法庭受理了很多受贿案件，大批的美国人遭受检控，因为他们为了替日本政府宣传而收了他们的巨额贿赂，这种情况在检控记录中数不胜数。英国遭控诉的人数和美国比起来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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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起高桥贿赂我的时候还有些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接了他的钱点点到底有多少，然后再扔给他，那样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他们眼中值多少钱了，现在再也没办法弄清楚他当初想给我的具体数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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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又想笼络我，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这次，日本派了驻南京总领事亲自出马，他是我相交很多年的好朋友，叫须磨弥吉郎。他从南京专门赶到了上海，一天，他特意请我一个人去和他见面。这让我觉得很奇怪。很多年来，我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去什么地方都会叫上罗伯逊，为的是如果有人怀疑我的报道不准确，他可以给我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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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须磨弥吉郎后，他告诉我，肯尼马上就要退休，离开“南满”铁路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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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接着说：“他退休后，我们想找个美国人来接任他的职位，你那有合适人选吗？工作要求经常出差，都是到美国和欧洲的大城市。这个职位由“南满”铁路和外交部共同领导。职位名称是外交部顾问，工作的内容完全公开，没有一点儿秘密可言。他将会得到我们提供的住房，一所别墅，在大连的附近海湾，旅行和文秘人员的花销由他决定。不过，最好是一个能力好，有丰富经验的报社记者，你能帮我推荐的话，我会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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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看来这个工作要求挺高，能力和人品都要好，谁比较合适呢？思考很久之后，我终于想到了一个人。我说：“有一个人，如果他愿意的话，其他方面应该不成问题，叫艾奇·斯迪尔。”斯迪尔正在做环球旅行，他在远东不会停留太长时间。他加入《纽约时报》后曾经在“满洲”、南京和北平做过驻地记者，一直为我工作。后来他离开时报，到了《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社。我一直都很喜欢他的能力和正直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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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磨弥吉郎听了我的话后，眼睛斜视着我，用一种似乎很感兴趣，又觉得可笑的表情观察着我，然后慢慢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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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你推荐的人会是阿班，我们觉得他很适合坐这个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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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让我十分惊讶，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我就在那呆呆地望着须磨弥吉郎。过了一会儿，我问他，计划给我多少薪水，他说出的数字，又一次让我惊讶不已。最终我没有当场答复，而是告诉他，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考虑好再回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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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回到家后就开始写信，一直写到深夜。第一封写给了在洛杉矶的母亲，信中谈了我自己对日本的想法。我表示对日本的亚洲大陆政策充满疑虑和恐惧，而且认为美国最终有可能会和日本展开对决。我也表示，假如得到这份工作，或许可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维护和平。我还在信中告诉母亲，如果得到这份工作，会让我们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以后的生活也会更有保障。之后，我又写了封信给《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瑟·H·苏兹伯格。我在信中说，想知道在我将来退休后会得到时报什么样的保障。假如我接受了日本的那份工作，在他们要求的五年期满之时，我很容易就能省下十五万美元。我想了解一下，《纽约时报》将来的保障和那份工作会有多大的差距。在信中我还指出，我还要供养一个年老的守寡母亲，还很有可能我会在她之前离开人世。这件事情最终以我的拒绝而结束，我辜负了日本人的一番盛情。后来我还会经常提到，我所错过的，可是唯一能让我飞黄腾达的机会。一年后，日本进入华北大肆侵略，开始为侵略整个中国做准备，他们大量走私进口货物，天津以北的沿海地区成了他们的活跃地带。日本的行为最终让自己卷到了与美国的战争中，他们只能眼睁睁地接受，没有一点儿别的办法。直到那时，我才发现自己的决定多么正确，真是庆幸没有被须磨弥吉郎的诱惑迷昏了自己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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