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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觉得，中国和日本不是挺友好的吗？从1932年中日休战后，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前，他们之间不是一直都相安无事吗？这些人如果看看这段时间的报纸，他们也许就能回忆起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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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是位于“满洲”西部的一个很富庶的省份，1933年年初的时候，这里和平津以北地区在形式上都已经归顺了“满洲国”。当时汤玉麟是热河的省政府主席，他管辖着热河六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这里归顺时是由汤将军亲自宣布的，他还在日本人的“满洲国”独立宣言上签了字，并且担任了“满洲国”的重要职位——枢密院副总裁。他的地位看起来十分稳固，手中掌握着十四万大军，占据着整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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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情在2月初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有传言说，汤将军背地里和南京政府勾结，还和“满洲”军阀张学良关系密切，张少帅当时已经退回平津驻守。日本人2月23日开始向汤进攻，真是枉费他拥有那么雄厚的实力，汤竟然没开枪就逃跑了。3月4日，没开场的战事宣告结束，这看起来简直就是一场滑稽可笑的游戏，可游戏的代价是很高的——要以热河来做交换，要知道，那可是有着丰富的煤矿和其他矿藏的大省，它的森林资源也很丰富，现在却要白白地交给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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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得到热河之后，在热河与北平的交界处只待了很短的时间。他们想趁机挺进中原，于是，日本借口热河的残余部队影响“满洲国”的和平，就连驻扎在平津以北和西北的东北军，也成了日本出兵的理由，借着驱赶东北军的机会，逼近中国的中心地区。5月31日，日军已经过了山峡，进到中原，到了北平附近，与北平只相隔了十二英里的距离，和天津也只隔了二十八英里。日军的炮声，在两个城市中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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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下方海河入海口的地方有一个小港叫塘沽，这里肮脏混乱的环境让人难以忍受，我在这亲眼看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耻辱场面。1933年5月31日，早上的天气显得既潮湿又闷热难耐。当时有趟专列停在塘沽火车站的侧线上，这趟车特别长，以致都无法看到车头。列车的中间一大部分都是客车厢，豪华卧铺，每个车厢无一例外地低垂着窗帘，列车的两头是铁甲车。铁甲车的炮口正好躲开了海河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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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边上靠近火车站的地方就是日本领事馆，周围有一圈围墙，为了更加安全，这里到处堆着沙袋，又加了一道铁丝网。领事馆的上游，海河的下游，各停泊着一艘日本驱逐舰。炮舰有水兵把守，上面的炮衣早就被掀去，全部炮口都正对着那列火车，看样子，他们随时做着开战的准备。没过多长时间，很多中国高级官员陆续从垂着窗帘的车厢中，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日本没有为他们准备一辆车，他们只好步行去日本领事馆。塘沽的街道十分狭窄，而且这里没有专门的人行道，过往的车辆卷起一片片飞尘，他们走在街上，不时会被淹没在扬起的飞尘中。终于到了领事馆门口，谁知守门的日本士兵不让他们进去，硬是让他们在那等了将近十分钟。要知道，当时的天气湿热无比，站在太阳下十分钟，也够那些中国官员受了。最后，总算是放他们进了门。一些日本官员迎接了他们，这些人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挑选的标准是：职位都要比中方官员低。中日官员们代表双方签订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后来因它的坏名声而闻名世界，被称为《塘沽协定》。协议签署完后，就意味着中国恭恭敬敬地把华北地区出让给了日本。日本人高高兴兴地敬上香槟和葡萄酒，表示祝贺，中国人难道能喝得下去吗？任务完成后，迎着尘土，中国人又一步步地原路返回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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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直没有完全公开《塘沽协定》的全部内容，他们的理由是，不能让中国人太难堪，要给人留点“面子”。中国对这件事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只是，中日双方都公布了一件事：根据协定，河北省部分地区被划为非军事区，此后禁止中国军队进入，当地的治安情况交由维和团负责，维和团只许配有步枪或左轮手枪，日本有权不定期进行检查，确保他们的武器配备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具体范围划定在平津地区和“满洲国”边境之间的河北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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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十八个月的时间里，中日之间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波动。没过多久，日本又找到了不满的借口，他们说中国违背了《塘沽协定》规定的内容。具体情况是：国民党在平津地区的行为有影响“满洲国”安全的倾向；北平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对日本帝国十分不满；中国政府派往华北各省的代表们品质和性格方面有问题，这种情况会严重损害到中日两国间的合作大事，中日两国的友谊也会因此受阻。日本人一边在这抱怨着，另一边早就开始行动了，他们通过火车把部队输送到了“满洲国”的南部边界。凭着他们的借口，为了追捕他们口中的“土匪”，日本人开始明目张胆地进入非军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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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两地一下子进入混乱状态。向南行驶的一辆辆火车、一艘艘轮船，每个上面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国民党的官员也一个个都逃走了，蒋介石亲自任命的高级官员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于学忠将军也是南京政府任命的，职位是河北省政府主席，混乱发生后，他带着手下的四万军队，急急忙忙地退到了黄河以南。天津党部的国民党撤出以后，天津日本租界的日军到那进行搜索检查，将国民党扔下的大量文件、书信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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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的日文报社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日本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忙碌了，他们没有根据地编造出“人民自发”的运动，说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个省的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成立自治政府。而对于这个他们口中的运动，除了日本人和帮助他们行凶作恶的人知道外，所有的人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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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混乱最终还是结束了，随着《何梅协定》的秘密签订而结束了。协定的内容和重要内容梗概都没有向大家公布。日本人对它的解释，仍然是为了照顾中国人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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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坚持说，中日双方已经就华北问题签订了一份协定，日方代表是梅津美治郎，他是天津日租界的驻屯军司令官，中方代表是何应钦将军，他是南京政府的国防部长。何应钦之所以到北平，就是为了化解当时的危险局面。南京政府的说法是，梅津将军的确曾经来过一封信，提过所说的“日本最低要求”。事后，何将军也曾回过一封信，但内容只是告知梅津将军来信已经收到，并没有提到别的，更没有签署什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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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只是他们的书信交往过后造成了一种局面，即平津地区在五个月内政治和军事完全处于空白阶段。商震将军虽然受命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马上上任，但是他并没有听从命令，而是停留在了保定，还带着他的拥有四万人数的亲信部队。他们所处的位置在北平西南方向，离北平还很远，不过离黄河大桥却非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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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1935年的11月，华北五省自治的要求在日本的安排下又开始甚嚣尘上，于是日本又一次“不得不”经过热河的山峡，进入了华北平原。士兵坐上列车离开沈阳，向南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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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喊了一段时间后慢慢消失，日本感觉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他们要求华北五省自治，结果真正实现自治的只有河北东部的二十个县而已。但是，他们发现，实现自治的地方所处位的置非常重要，从长城一直到距离天津下方的海河口不远的地方。那里离北平也很近，大约只有十二英里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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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属于北平地区，严密把守着平津公路，殷汝耕相当于这里的“大王”，他把这里定为自己的“都城”，只是还要受制于日本人。殷汝耕曾经长期居住在日本，非常精通日语，还娶了个日本女人做老婆。他刚刚上任的时候，南京就下了命令，谁能取下他的脑袋就能得到一大笔赏金，对此，殷汝耕却不管不顾，他每天都会去北平的咖啡馆和戏院。而北平，当时还是南京政府的势力范围。殷汝耕的“都城”拥有六百万人口，大约两万九千平方英里的土地，相当于河北省的四分之一。没有多久，在他的地盘上，日元和“满洲国”货币就开始用于交易了。殷汝耕本人可以从中抽税，所以他很快变得富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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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来看，山东、山西和绥远地区好像和以前没什么两样，而实际上，那里的十四万政府军已经被撤走，南京也被逼无奈。宋哲元将军在不久之后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把河北和察哈尔部的政务合并到了一起，委员会的最高权力掌握在他手中。这个委员会其实就是日本人的一个幌子，它管辖着四千万人口和二十一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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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年初，日本开始利用殷汝耕的“冀东自治区”大做文章，当地价值也很快体现出来。很长时间以来，日本都想努力在中国的土地上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停地逼迫中国与“满洲国”签订经济协议，可总是白费力气。南京政府不认可“满洲国”，也拒绝参加“日本——“满洲国”经济共同体”。尽管如此，北平和沈阳的火车往来却增多，两地之间的电报线也随之恢复，信件邮寄工作已经开通。除了这些，“满洲国”的边界处还设立了海关机关，表面看来是中国人所设，可实际这都是日本人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只是所有这些，东京政府依旧不能满足。他们开始想方设法地给中国施加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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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压力，殷汝耕公开提出，新的进口税率即将在“冀东自治区”实施。新税率极低，只相当于南京政府管辖处税率的四分之一。新税率开始实施之后，马上就显示出了成效。随之在世上臭名远扬的，还有日本人采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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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和韩国人中，有很多走私犯，他们胆子很大，什么事都敢做。新税率实施之后，这些走私犯马上就感觉从危险转为平安了。南边一直到海河口，北边到山海关，这么长的海岸线都掌握在殷汝耕手中，在他控制的港口中，刚开始有很多小型船只，大部分都是从大连港过来的，那里正是日本控制下的“南满洲”。后来，小船换成了大船，而且是逐渐增大，这中间只隔了很短的时间。那些船也不是从大连来的，而是从日本直接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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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事情，中国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日本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被运进来，将中国的本土工业搞得面目全非，可中国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英和其他国家的进口行业依法经营，想要将生意继续维持下去非常困难。中国店铺被逼无奈，只好陆续关门，日本人和韩国人便趁机打劫似的买过去，东西几乎都是白捡的。日本货物只需支付平时关税的四分之一，因此它占尽了优势，天津地区的丝织厂和棉织厂，虽然是大型华资工厂，他们的货物也没办法和日本货物相抗衡。最后工厂只能破产倒闭，等待被日本人廉价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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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和山海关的海关，南京政府过去管辖时，每年的税收是四千万元。自从实施了新税率，日本货物开始从殷汝耕的港口运入，他们第一年的税收是八百万，之后一年比一年低，速度飞快。进入中国的货物，并不是只在“冀东自治区”销售，而是流向了全国。一直从北平进入山东，然后到河南。没过多久，日本货物就堆满了汉口的各个店面，就连南京的商店也没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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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办法继续坐视不理了，遂提出抗议，美国、英国、法国也都紧随其后，抗议之声不绝于耳。中国开始采取行动，火车上私藏货物逃避关税的日本人，只要被中国关警发现就会立即被逮捕。不过，中国却无权处置被捕的日本人，因为有治外法权，只能将其交给日本领事法庭。交给日方的走私犯全都会当场释放，所以中国的一切行动只是徒劳。对这类事情，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岳的解释是，日本法律规定，禁止将违禁品带入日本帝国，走私犯一旦被抓，必会严厉惩办、决不宽容，但是日本并没有不许将日本货物走私到中国的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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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现象依旧严重，殷汝耕管辖的海滩上经常到处都是走私物品：有箱，有包，一堆堆货物被垒成了数不清的“尖塔”，高高的，上面还盖着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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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员工开始反抗，他们经常会拒绝装运日货，这种情况没持续多长时间，日本人就开始对他们施以暴力。于是，打斗的混乱场面经常发生，日本人刚开始时用短棍、石头等对付那些员工，后来竟发展成了火器，中日双方都出现了死伤情况。日本于是运用报复的手段来威胁中国。从那以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为了报复中国人，经过“自治区”向南的所有列车上都增加了货车厢，每列十节，是专门为走私日货的日本人增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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