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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1943年的夏天，宋子文住在华盛顿，他已经不止是中国的外交部长，还成了太平洋战争委员会的一份子。从1937年到现在，发生了很多事情，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但是他的态度一直没有变，他对日本——太平洋地区共同的敌人，一直有着深刻的了解，眼光依旧敏锐。在1935年的那次探讨时，宋子文还说：“除非我们站起来反抗，否则日本绝不会就这样罢手。你看着吧，我们一定要经过流血牺牲，才能轰赶走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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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东地区的各个国家中，政治方面的杰出人物并不多，宋先生绝对算其中一个。日本人的那些借口、理由，从来都欺骗不了他，所以，日本人所说的内部分歧之说他也不会相信。日本说，日本的外交部、文职官员和日本军方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我当时跟他说：“有篇报道东京外务省和军方有分歧的文章，你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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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分歧全都是些子虚乌有的东西。日本军方一直都掌握着主动权，大概有一段时间，表面看起来，像是外交部在当家作主，可只要军队稍有动静，局面就很容易分辨了，外交部只能听从军队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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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真是切中了要害，道出了日本的本质。他所说的这些，等到日本被迫投降的那天，我们要拟定和平条款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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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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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国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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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夏天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四分五裂了。如果还不趁机加大爱国主义和反对日本的宣传，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那中国的最终结局就只能被日本一步步地侵蚀。如果还想有什么奇迹，除非是得到美国或其他西方强国的支持。当然，他们即使舍得参与，也是为了防止日本变得太过强大，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是为国际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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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发展一天比一天紧张，我管辖下的上海分站记者也越来越显得不够用，急需增加人手。另外，东亚新闻的采写费用也一定会随着增加，有可能是原来的一倍或是两倍。我把这些情况向《纽约时报》作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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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局势动荡，新闻不断，只是这一个国家拍发新闻的费用就超过十万美元，还不算其他费用，包括工作人员的薪水，上海分站与各个支站之间来往的电报费，含无线电报和有线电报，这些站点的租金、翻译费用、通讯社订户费、我个人旅行所需的花销……每一项开支都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还在一天比一天增多。比如员工薪水的支出，就是一个大项，包括我本人的薪水，我在上海所聘助理的薪水，南京、北平和“满洲”驻地全职记者的薪水，以及汉口、广州、香港地区、大连驻地兼职记者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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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是《纽约时报》的总编辑，他收到我的报告后，知道远东地区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采访花销也将逐渐增多，所以就给我来了封信。信是1936年6月22日发来的，他在信中向我提了一个建议，让我把对中国局势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看法，以密函的形式发给《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瑟·海斯·苏兹伯格，并把信抄送一份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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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他的提议，22日时，我写了一份报告给发行人寄了过去，同时提醒他事先最好找一份中国地图，好在读信时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在报告中详细写出了中日两国未来发展的严重形势，并指出了几个和美国关系比较密切的地区，而且告诉苏兹伯格先生，全球的人口总数为二十亿，可这些地区的人口就达到了五亿两千万，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多。报告的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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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说满洲和热河。这里有四个省区已经被划出中国了，而且是永久性的。要想重新收回，除非通过武力将日本人赶出去，否则他们自己是绝对不会离开的。可是，依当前的形势来说，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就连俄国人都没有驱逐日本人的意思。日本人测量了一下他们占领的土地，最新数据显示是五十四万多平方英里。那些土地上的人口也不是个小数，足有三千两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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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即将落入日本人手中的还有河北以及察哈尔两个省区。河北的面积大约有十一万五千平方英里，人口为三千五百万，而察哈尔也有九万九千平方英里，人口为五百万。现在的形势是，假如中国不使用武力，那么这两个省区必然会被日本人割去，但即使动用了军队，也没有胜利的可能。去年6月，蒋介石迫于日本人的威胁，把十四万中央军从河北、察哈尔两省撤了出去。去年12月，又撤出去了四万。现在河北以及察哈尔两地只有五万中国军队，而且这支部队的装备极其落后。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只有这样一支劣等队伍，能起到多大作用呢？要知道，当时日本已经在河北驻扎了八千人的正规部队，而驻扎在此的蒋介石军官的队伍人数，即使有五倍于中国部队的人数，日本也完全有能力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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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梅协定》中有规定，中国政府如果想派兵进入河北及察哈尔两省，必须经过日本的许可。这两个省区的矿产资源都很丰富，尤其是煤矿和铁矿石资源，而日本又下令在这两地广泛种植棉花。北平和天津各拥有百万以上的居民，都属于河北省，省内还有很多港口，而且很多条铁路线都从此处经过，所以这里可以控制华北和内蒙古的所有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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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掌握了这两个省区的实际控制权后，就把这里分割成了几块。从山海关到天津边上的海河入口处，属河北的东北部，大约占全省面积的四分之一，这里被划成了“冀东自治政府”的管辖范围。这个政权实行独立税制，他们目前正在组建“中央银行”，下一步还打算自己发行钞票，建立一支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完全由日本军官指挥，武器由日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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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自治政府”的总部设在通州，和北京只相隔十二英里，离天津也只有二十八英里。慢慢地，这里发展成了走私犯的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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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本人抢走的还有察哈尔东北部的五个县城。当地的领导人来自蒙古，汉姓李，他喜欢把自己称作将军。他的总部在张家口以北，距离市区只有三十英里。他的军队配置都来自日本，还有很多“顾问”也来自日本。他为了阻止货物被运往南方，对往南方运送的货物全部征收“出口税”，税率为百分之百。如果货物是运到东边的热河或是“满洲国”的，则直接放行，一分钱都不收。现在的内蒙古已经不存在了。北方由南京政府统治后，内蒙古被分成了三个省，即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省，还有一部分变成了山西省和新设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土地。这种做法，让很多蒙古人对南京政府产生了不满。蒙古的土地被割得四分五裂，蒙古人因此特别痛恨各个省区的汉人省政府主席。最可恨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那些汉人省政府主席还把蒙古人最珍贵的草原卖给了汉族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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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个阴险的民族，这一点从他们和蒙古人的交往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简直如毒蛇一般。日本把“满洲”地区的部分区域交给了蒙族旗人自己治理，包括黑龙江省西部和热河的蒙族各个地区。这样安排，自然会让察哈尔、绥远和邻近各省的蒙古人觉得“满洲”接近热河的蒙古人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可以自治，这样的地位别说汉人统治下的蒙古比不上，就连苏联统治下的外蒙古也无法和他们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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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看来，蒙古族的态度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很明显，日本早就计划好了，整个绥远区域以及绥远以西到新疆一带，都在他们的计划之内。北平到包头的铁路被称为平绥铁路，整个这条线的控制权在年底之前都将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日本之所以不一直向西扩展，是从战略方面考虑的，其目的就是想在中苏领土之间也拥有自己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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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说说北方吧。苏联已经控制外蒙古十年了，那部分领土的面积多达六十二万二千平方英里。苏联政府早就承认外蒙古为“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但这只适用于一般情况下。最近双方达成了一项共识，同意组成军事同盟，并且约定，假如他们中有一方遭到了“第三方”的攻击，那么另一方有义务提供援助。苏联在给南京的公文中依然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只是中国和外蒙古已经很多年都不再有联系，外蒙的交易对象早就变成了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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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属于地广人稀的区域，土地面积为六十三万平方英里，人口却只有四百万。新疆早就中断了和中国的贸易往来，而转向了西伯利亚，经新疆-西伯利亚的铁路就可到达。在新疆的省府，占主导地位的是苏联的军事顾问，省内通行的不是中国币而是卢布。苏联人不但把新疆的矿产资源都开发走了，而且还在新疆和苏联之间修建铁路，从一座座的高山中穿过。新疆的省政府主席依旧是一位汉人，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南京政府委任的，而他究竟站在哪一边，从他的行动上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个人坚决反对南京的邮政飞机从他管辖的区域上空飞过，他还自做决定和莫斯科签订了很多条约，都是商业贸易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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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是不是企图从新疆顺着老丝绸之路，走酒泉，然后经过甘肃省的狭窄地带，直接进入中国的内地呢？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日本所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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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将“满洲国”改造成了一个特别保守的帝国，而且还想着把华北地区改变成与“满洲国”相似的状态，当然，这样做都是为了防止苏联的势力范围继续增长。日本与“满洲国”有一个《日满协议》，他们还在谋划等将来扶植某人成为华北的统治者后，也要和他签订一份类似的协议。同样，日本还会根据治安情况和外部环境，安排“相应”数量的军队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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