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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疆本属中国，土地辽阔，物资丰富，苏联愿意让中国重新掌握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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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和苏联应该联合起来，将新疆和甘肃两省连接起来，修建一条铁路联通两省的省会——乌鲁木齐和兰州。还要将西安的铁路线延伸至兰州，这一部分由中国政府独立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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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保持外蒙古、宁夏、甘肃及陕西几省的省会之间畅通无阻，所以中苏双方要共同成立一家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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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苏联要在汉口和广州这两个地方重设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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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了促使中国-西伯利亚-蒙古边境之间的生意能够更加自由地发展，中苏双方要签订新的商务条约。（这些边境地区的贸易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被苏联关闭了，一切贸易活动只能在苏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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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双方约定，签订新约后，苏联不再帮助中国共产党，包括任何形式的帮助，都要中断，而中国不能再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签订类似的协议，帮助他们消灭中国共产党势力。（苏联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防止日本干预中国，给中国以军事支持，来打击中国共产党，苏联不能让日本的计划成功，不能让他们在中国得到太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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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苏联会再次宣布外蒙古归中国所有，但是满洲和热河被日本占领，所以苏联要求外蒙古的现状还要继续下去。（指外蒙古一直由苏联控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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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鉴于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如果国际环境允许的话，中苏两国可以一起提出，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大国，共同签订一份合约，约定各个国家互不侵犯，包括全方位、各个领域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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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谈判非常重要，就算不说它的内容，谈判本身就是一条轰动性的新闻。博格莫勒夫大使明确告诉我这件事绝对不能发表在报纸上，尽管如此，我必须让杜兰德知道这件事，他是《纽约时报》驻苏联的记者。我把条约中的内容通过加急快件送到了纽约，并再三嘱咐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杜兰德先生看到，还要保证不能被苏联或是欧洲的检察员查缴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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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份报告中不但写了条约中的九点内容，还把博格莫勒夫大使说话的内容也写了进去，都是直接引用他的话。他所说的话我全部用心记下，待吃完饭后，就立即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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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我们的确一直在和中国政府进行协商，希望以那九点内容为中心，展开讨论，最终达成协议。可是目前看来，中国的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所以我们决定将原来的内容做部分更改，重新开始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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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返回莫斯科后，那么长的时间里，一直在和苏联政府的各位领袖商量此事，开会研究。我们采用新的对华政策纲领，当时是在去年，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因此，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苏联绝对没有参与共产党劫持蒋司令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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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释我们的新政策非常容易。中国很热爱和平，这个国家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任何一个国家发生战争。中国人只希望自己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别的国家不要过来打扰。目前看来，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正在慢慢苏醒，凝聚力在一步步地增强，整个国家也在向统一靠拢。眼下，只有广西的势力还比较强大，是影响统一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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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有外援支持的情况下，是可以越来越强大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交通，苏联可以帮助中国大力发展交通事业，从而引导中国经济慢慢走向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必然会影响政治，最终走向政治一体化。中国拥有了强大的政治力量，那内战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小。当它成为一个军事政治都很强大的国家时，对整个亚洲的影响力就会变大，其他国家如果想挑起战争，迫于压力必然会顾虑重重，战争的次数也会因此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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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谈判还在进行当中，没有最终确定。如果你们对中国人有一定的了解，你们就会知道，中国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有时候让人难以理解，他们也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反对，但也许突然某个时候就改变决定，答应了。很多时候都让人没办法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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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远东地区未来发展的方向时，博格莫勒夫大使的看法深刻，他说，日本最终的结局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们“集中所有的力量，孤注一掷”；一个是日本政府收起他们的野心，结束他们的侵略。大使同时还指出，日本政府迄今为止“还没有遇到过难题，没冒任何风险，即使夺取了“满洲”，进入了华北，这些他们没有费一点儿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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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在中国，我得到苏联驻华最高外交代表的信任，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谈判中最重要的内容，他都会一五一十、毫不隐瞒地告诉我；而在苏联，我被他们称作是“胡编乱造”、“被日本帝国主义雇佣的人”和“盲目与共产主义作对的人”，整篇整篇批评指责我的文章开始出现在莫斯科的各家报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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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时间中，尤其是1940年年初那段时间，在西伯利亚的最北部地区，苏联一直在抓紧时间做着准备，我确定这些一定是中苏双方协议中规定的具体行动。我暗地里得到了一份苏联的正式地图，我把它也当成了证明我观点的证据。新闻发表在报纸上后，在苏联又掀起了一次指责我的风暴，苏联报刊再次成了批斗我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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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苏联就开始对我展开了攻击，不停地发表一些漫画，既阴险又狠毒。有份报纸上刊登的图画让人看了忍不住大笑，画面上的我悠闲地躺在沙发上，嘴里叼着一支黑色的大雪茄，电话就放在我手旁边的位置，一盏中国式的纸灯笼悬挂在我的头顶。我光着左脚，将一支铅笔夹在我的脚趾之间，墙上挂着一幅地图，我用脚在那地图上乱涂乱画，示意我的报道都是自己编造出来的，关于苏联为了对付日本做军事准备的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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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家报纸的整个版面都是针对我的漫画。画中的我没有穿外套，双臂抱在一起，旁边放着一只粪桶，我的一只脚泡在里面。“约翰牛”头上戴着高礼帽，帽子上还沾着脏物，他站在一旁，脸上是一副很欣赏的表情。有一幅很大的地图挂在墙上，一位秘密特工人员站在我前面正在观察地图。还有一位日本人站在地图前，在我的指导下改画着亚洲内部的边界线。这份刊物是一份文学期刊，专搞讽刺创作，属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官方刊物，被称作“鳄鱼”。在过去，这上面发表的此类整版漫画一般只针对张伯伦和希特勒，现在他们竟然将矛头指向了我，在感觉好玩的同时，我感到更多的则是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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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苏联报刊的攻击，巴黎的红色出版物也不甘示弱，攻击力度并不亚于苏联，不论哪个刊物，只要一发表，在两到三个星期之内，我一定会收到。那些东西都是由秘密通道过来的，中国的苏联特工一直都没办法查到。在那个世道混乱的年代中，说实话，杜兰德和我之间从来都不会依靠信件，也不会通过任何别的形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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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攻击我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纽约和华盛顿的苏联特工人员也加入了那个行列，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很多人，包括一些带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和经常穿梭在各种交际场合的人物，他们则大肆宣传，表示支持我。《纽约时报》又开始忙了，数不清的信件和很多乱七八糟的提议开始一股脑地涌到报社，内容全部都是对我的指责，说我在惑乱民心，伪造事实，并且要求把我辞退。这件事和1928年到1932年间的事情太像了，只不过当时反对我的是中国政府，而现在是一些红色分子和苏联特工。幸运的是，《纽约时报》的态度和当年是一样的，他们仍然没有接受那些意见，而是转交给我，让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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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哈瓦斯也加入了攻击我的行列，那是一家法国政府方面的通讯社。这家报社的做法很绝妙，苏联、法国和美国陆续对我的报道进行攻击后，法国报社把这些行为经过综合整理，然后把整理好的东西发往各处，包括上海和远东地区各处的报社，而我的那些报道绝对是真实的。我早就知道日本和法国的新闻行业是非常黑暗的，在全世界都臭名远扬，所以对那些攻击，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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