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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回答让我更加坚定，我马上订了回程船票，8月17日从温哥华出发，乘坐的还是皇后号班轮。船在9月3日到达日本的长崎，同一天，欧洲进入了战争状态。9月4日，我回到了上海。想到爱达荷州的那些鲑鱼，我不知道它们都长成什么样了，一定很大了吧，直到现在我也没机会去抓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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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旅行，其中有几次还很特别，1939年横跨太平洋那次就是其中之一。轮船上挂着英国的国旗，上面坐的人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德国和日本。当时的局势让人们都以为欧洲大战马上就会爆发，所以轮船起航后的前几天，船上的日本人和德国人的关系一天比一天亲近。虽然日本在一年后才和欧洲的轴心国集团站在同一立场，正式结成军事联盟，但那个时候，日本和德国已经走得很近，他们早就打算共同进退，一起对付那些民主国家。只是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乎大家的预料，船上的电台报道了一条消息让人们很震惊：消息说，德苏两国签下了条约，表明中立。船上的日本乘客听到这个消息觉得不可思议，这件事的发生让人感觉很搞笑。希特勒和苏联签署了条约，这在东京政府看来，就是对日本的背叛，就连船上的日本乘客也这样认为。自打报道了那条消息以后，日本乘客很快与德国乘客断绝了来往，就算在甲板上遇到，离得再近也不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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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日本在1939年8月就做好了再次进攻的准备，这一点是肯定的，只是没想到中途发生突变，希特勒和斯大林签了合约，否则他们早把整个太平洋地区都拉进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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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的“松冈-斯大林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时间是1940年年初，也就是1939年8月时还没有这个条约，如果当初日本发动了战争，他们一定会把俄国作为第一个攻击对象。俄日两国早在那年夏天时就经常发生武装冲突，而且还很激烈，只是两国都没有正式公开宣战而已。战斗发生的地点主要在诺门罕沙漠地带，它位于“满洲国”和外蒙古交接处西部。直到欧洲宣战后，战斗才基本停止。这场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只是日本人居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他们提出休战，俄国人最初并未同意，直到俄军开进波兰东部时，才终于同意，双方签订了休战协议。这场战斗究竟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除俄国和日本外，其他国家一直都不太清楚。让人们真正了解这场战斗是在一年以后，日本人把战斗中死去人员的名单正式通报给靖国神社时，大家才知道，日本损失了一万七千名士兵，足见战斗的激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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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局势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更加糟糕。那里的俱乐部，只要是英国人或法国人主营的，全部将德国会员开除会籍，最起码会暂停他们的所有会员特权，这种情况会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团体和个人之间的恩怨很快就清晰地表现出来，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恨意，人群中的对立关系也变得很明显。总体看来可以分为两大派别：德国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为一派，另一派则由美国人、英国人、中国的领导人物和大部分中立国的公民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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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商业上开始给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以恩惠，只是这些轴心国代表内部有时候也会发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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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英国人和英国国土的民众在欧战爆发时都有这样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美国很快就会和我们站在同一立场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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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很明确，我在表达时也很坦率，可是就因为这份坦率让我失去了一些朋友。其实欧战一开始就注定美国会卷入这场战争，并且会承担起重要任务，但是1939年秋天时，我坚决反对美国加入对德战争。我认为，英国政府的领导者太过保守，而且他们很蠢，也没有什么能力，只知道一味地忍让，这样的政府不值得美国支持，美国人民也不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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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我的英国朋友表达我的观点时说，如果仍然是张伯伦、西蒙和霍尔那些人掌握着英国政府前进的方向，那么我国人民是不会同意华盛顿的领导人支持英国的，即使华盛顿愿意提供帮助，他们也没有能力把人民说服。我的这些话让那些朋友对我充满了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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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美国最重要的是将日本打败，从而结束日本对中国和其他东亚各国的侵略。可以确定的是，日本终将成为我们的死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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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卷三 世界大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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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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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战争开始后，我通过多种方法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消息，可是因为实在过于重要，我不能以电报的形式把它们发到美国，导致这些新闻没有办法在美国的报纸上发表成文。当时，我已经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美国正在不自觉地被卷入一场旋涡之中，虽然那时离珍珠港事件发生还有两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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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期间，《纽约时报》的发行人苏兹伯格先生有好几次都向我提出要求，让我针对东亚地区的未来形势做出分析，然后把机密报告交给他。之前，我都会过一阵给他寄一次类似的报告，自从1939年11月以后，我每次给纽约寄信时都会附加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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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海邮政局寄出的所有邮件，日本检查员每次都要打开进行查阅，我的材料太过重要，性质又比较特殊，邮局有些不合适。我只好寻找其他途径，结果想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我把那些信件带到团总部，然后通过海军陆战队的邮包寄到美国，在这之前，我还要在信件上贴上美国和中国的邮票。这样就可以逃过日本人的检查，因为那些都是由陆战队的卫兵直接护送到美国或英国的舰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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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有些想不通，信件并不需要中国人经手，为什么还要贴上中美两个国家的邮票呢？后来我才明白，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绝不允许剥夺中国应有的利益，即便不通过中国邮局，也要贴上中国邮票，那属于中国应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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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写出的材料我都会另外抄写一份，为的是交给美国驻上海代表。在一般情况下，我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处可以得到信件的副本，美国总领事馆的相关官员也会得到我的一份抄写稿。因为陆军方面在上海的情报官不太稳定，所以大多时候我也就不给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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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苏兹伯格先生制定《纽约时报》的社论和新闻策略时有更多的参考，我会经常给他发一些报告。下面就是一篇从上海寄出的典型报告之一，是1939年11月18日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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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磨弥吉郎从华盛顿回来的时间还不长。今天早晨他来到我的公寓，我们的交谈十分有趣，他还留下来和我一起吃午饭。在华盛顿时，他的职位是日本大使馆的参赞，回到东京以后，他会出任外交部发言人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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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磨见到我就说，有一点日本很明白，阻碍他们亚洲大陆计划顺利实施的最大力量，就是苏联。他很坦诚地对我说：“日本大力宣传俄日协议，是想提醒华盛顿，日本会根据美国的立场及时调整对策，如果美国立场一直没有变通的可能，日本就会和苏联站在同一战线上。而实际上，日本和苏联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须磨笑了笑又接着说：“只是很可惜，我们的宣传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华盛顿并不关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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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磨告诉我，在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天，他曾经和国务卿赫尔见过一面，两人进行了深刻的交流，他说出的内容让我特别惊讶。下面是他告诉我的谈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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