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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伙真可怜，你们一点儿机会也没给他，他肯定很想在本国人民面前留点面子。整件事都是在东京策划的，开会讨论是在东京，批准也是在东京，最后宣布还是在东京。这样做是不合情理的。这边的“面子”问题，我想，你们的中国工作组应该是知道的。如果这个运动一定要开展，就要把它的产地定在上海，或者南京和青岛也行，反正怎么说也不应该在东京宣布决定。日本的组织者应该暗地里谋划好后，再让为他们服务的中国汉奸扮作爱国人士，要求汪精卫出来组织政府，而不应该直接从印度支那把他接回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他不仅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自己也没面子。日本政府为了让那些狂妄自大的陆军有面子，他们甚至想在汪精卫的前额刻上“傀儡”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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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志很认同我的观点，他还问，假如日本正式承认了汪精卫，我觉得其他国家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我说，我认为他们不会有什么反应，最多只会看不起日本人而已。接着，我还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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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傀儡政权是根本不存在的，日本如果承认了它，和它交换了大使，那它就没有反悔的机会了。真到了那一步，我会感觉很可惜的。因为它以后就不能再否定这个政权了，它不能为了让其他国家高兴，就把自己一手捏造的政权给毁了。我觉得，日美之间的关系是汪精卫计划涉及的最大问题，有这个问题存在，两国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互信。不管是美国，还是《九国公约》中提到的其他国家，他们有谁会承认这个政权？和那样的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可能的，商谈贸易或其他事项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会承认日本建立这个政权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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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完这些话后，仁志思考了很长时间，然后告诉我，他会拼尽全力的，为了不让汪精卫和南京以及北平的中方领导人形成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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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如果想保全日本在中国、在国外以及在日本国内的面子，就只有让外人以为，是中国内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致使整件事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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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开时，我把他送到了门口。门铃在半个小时后又响了起来，我打开门，看见仁志站在门口。他向我提出一个要求，让我感到很惊讶。我第二天就把他的要求报告给了《纽约时报》，同时也告诉了美国驻上海的文武官员，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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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班，特别希望你能抽时间来趟日本，假如不能待很长时间，一两天也可以。我计划回到东京后，立即组织一次秘密会议，让外务大臣近卫亲王、阿部首相、俊将军、松岗将军等人参加，到时让你和他们见一面。把你对我们所有的想法，坦诚地告诉他们，请你一定要来。他们能听到你的意见会很高兴的。假如你能够借助自己的影响力，阻止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不管对日本，还是对美国，你的功劳都是不可抹杀的。我现在总算搞明白了，我们一旦承认了汪精卫政权，美日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法修复了，日本想后悔都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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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面坐着，第二杯威士忌加水也已经下肚，我们围绕他的要求展开了讨论。我跟他说，这件事最后能不能成功，我无法保证，我想也许《纽约时报》会觉得，我的身份并不适合参加过多的外交活动。我还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告诉他所信任的人。仁志认为，如果我能和那些领导人见面，就可以针对问题进行提问和讨论，假如他转达就收不到那样的效果。而且他觉得，面对面的说服力会更强，无论对那些领导人，还是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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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决定，他如果能将会议安排好，就给我发电报。至于《纽约时报》会不会同意我的行程，我会询问一下他们的意见，请美国总领事或者海军上将格兰斯福尔德给《纽约时报》发一份加密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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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仁志的会议安排成功了，可我没有去，因为《纽约时报》不同意。日本极端分子一直在实施他们的扩张计划，1940年11月30日，他们最终还是承认了汪精卫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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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终于失去了耐心。他们想让蒋介石向他们妥协。日本曾经为了这个目的不断用此事进行威胁，可他们想要的结果一直没有出现，汪精卫一事因此一再耽误。他们承认了南京政权，就代表着和重庆政府的决裂，这一点他们想让蒋介石看清楚。其实，蒋介石什么都明白。只是他也明白即便如此，他仍然要选择抗战到底，不管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因为这个决定，人们觉得他更加英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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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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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日本高官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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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并不想和美国发生战争，因此，他们为了缓解双方的矛盾，又做了一些表面文章。经过预约，1940年3月5日，两位日本高官来到我的寓所。他们两人，一个是海军岩村将军，一个是鹤见。岩村当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鹤见是大使馆的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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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刚坐下就开始讲1939年发生的一些事，讲了很长时间，这让我很疑惑，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这些和现在没有任何关系。讲完了，他们又开始讲起了日本国内各派系之间的分歧，说他们争论的主题是“反共产国际公约”应不应该成为正式的日德意军事联盟。对此，两人都表示，他们为了反对加入联盟已经做了很大努力，而且他们相信，日本和美英两国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日本将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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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了很久之后，他们又接着说，“日本政府已经授权”，请他们全权处理，希望我能够将东京的态度——“恳请美国政府不要采取武力”——传递给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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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严肃地告诉他们，这些内容不够明确，你们应该说得更详细些。我特别指出，什么是所谓的“日本政府已经授权”？我的提问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他们两人只是吞吞吐吐地说，他们代表的是“部分政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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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问，让我代为传递“恳请美国政府不要采取武力”又是指的什么？他们回答，是想让贵国表示希望日美和好，并将这一立场写成社论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他们表示，会告诉我日本提出的条件，并且希望我可以将这件事转告给美国国务院和美军上将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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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们这种做法，我认为很不负责任，还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我把自己的想法直接告诉了他们。我说，这么重要的事情，如果情况属实，日本应该直接找我国驻东京大使，或者由日本驻华盛顿大使直接跟国务院说，为什么要通过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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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解释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政府没有把握，不知道美国政府会怎样对待日本提出的最大让步的条件。日本担心，假如美国政府不同意，这件事必然会出现在外交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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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天晚上就写了份秘密备忘录，详细记录了这件事，然后报告给《纽约时报》。据我记录，鹤见当时是这样讲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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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的都是实情，我国政府真诚地希望能够和美、英、法三个国家和平相处，只是我们过于张扬的话，很可能就保不住现在的政府。那样的话，政权就会掌握在极端军国主义分子手中，日本就完了，也许日美之间的战争就会不可避免，这是不会以美国的意愿为转移的。我们特别不愿意看到‘门户开放’政策被关闭，只是没办法好好地执行《九国公约》，也不会再去重视它了。桥下的水太大，已经无法收回了，这是一句俗语，在美国非常流行。日本现在的状况和这句话很相似，我们在中国付出的太多了，那么多人在这里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们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一切，忽然让我们放弃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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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说到这里，岩村将军又插了进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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