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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鹤见一直在用外交豁免权保护自己，对他这种做法，我提出了指责。我跟他说，假如做这件事的是一位美国人，我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把他告上美国法庭，告他诽谤我的名誉，不止如此，我还会提出要十万美元作为赔偿，最后赢的一定是我。我明确表示，他不顾自己的官员身份，竟然说出这般没有水平的话来，这种损害比我丢失手稿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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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当着三浦跟鹤见说，“阿班案件”发生后，他在新闻界做出的反应特别幼稚可笑，那种做法连十二岁的小孩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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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在昨天发表正式声明，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说“阿班案件”是一宗纯粹的武装抢劫事件，不掺杂任何其他因素，打个比方说，日本记者在纽约时也有可能遭受武装抢劫，这是一样的道理。对于他说的这些话，我的看法是，假如真有这种情况发生在纽约，被抢的是一名日本记者，劫匪放着大量的珠宝和现金不拿，只抢走了文件，文件还是用日文写的手稿，我相信谁也能看出来这绝对不会是“武装抢劫”的“简单”案件。武装抢劫在纽约并不稀奇，类似的案件多如牛毛，但上面提到的情况肯定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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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鹤见和三浦先生，我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整件事的态度，我认为事情的真相非常明显，那两个人的抢劫绝对不是个人行为，一定有人指使，因为以他们两人的英语水平是不可能看懂我所写的手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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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不应该跟你说那么多，只是想起我们之间多年的友谊，想让你更清楚地了解事情的真相。还记得两年前阁下对我的信任，还曾将重任托付于我，现在贵国的政府发言人企图侮辱本人，本人也不能任由他这么做而不管不顾，再说我还有你这个外务大臣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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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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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特·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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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在收到我的信后，立刻给鹤见发了电报，让他马上回东京解释此事。因为鹤见没有处理好我这件事，他把自己在上海的外交事业都葬送了，最后只好被调到了新加坡工作，职位是日本驻新加坡总领事。凑巧的是，同年12月份，我去了一趟新加坡，在那里又看见了他。当时我正在一家酒店的大堂和四位朋友一起喝杜松子酒加汽水，恰好看见了他，他见了我竟然不躲不避，还径直走到了我桌子旁边，要和我握手。我装作没看见，仍然坐在那，也没有站起来。没想到，他仍然坚持不懈，继续站在那，还跟我说想请我吃饭，午餐、晚餐都行。我当场就拒绝了他。之后就不再理他，我开始接着和朋友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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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阿班案件”的解决问题，我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谈判了很长时间，我们有时通过信件协商，有时通过中间人传话。这个中间人一直在做我们的信使，他就是巴特瑞克先生，当时的美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我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时，已经是1940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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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瑞克先生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你的立场一定要坚定，他们必然会讨价还价，甚至会想最好不用赔，所以你要把价钱提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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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巴特瑞克先生讲得很有道理，就把所有的损失计算后，提出了索赔数额，简直堪称天价。我把各项损失物品都列出来，还分了类，就他们盗走的书稿这一块，有书籍的预期版权税收入，因被盗无法按期交出书稿而必须退还的预支稿费，若无阻碍很有可能会得到的电影版权费，我为写作购买旧书和旧照片的花销，雇请速记员的费用，日本大使馆发言人侮辱本人人格造成的精神损失费。除此之外，很显然那两名歹徒不是受雇于日本政府，就是日本军人，因此他们对我造成的伤害也要由日本政府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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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估算的总额为五万两千零七十五美元，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当然这是我经过特意夸张后的结果。我提出来后，这件事就一直悄无声息了，等再次得到消息已经到了1941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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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已经回到华盛顿工作和生活。有一天，一位自称是日本驻美大使的派遣使者找到我，他说日本政府愿意出一千美元来解决此事。对此，他还特意抱歉地解释道：日本目前正面临着特殊情况，外汇短缺致使大部分日本人的薪水缩减，不止我们全体员工，就连大使本人，还有日本驻世界各地的领事馆员工都只能领取之前三分之一的薪水。对他这种解决方法，我当然给予了拒绝。就这样，事情又开始拖延，一直到战后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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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的袭击事件发生后，我仍然按照既定计划，从百老汇大厦搬到了四川路，把新住所和新办公室都搬到了那里。公共租界的警方因为这件事情特意向我提出，要在我新住所门口设立岗哨，哨兵必须携带武器以保护我的安全，而且八小时一换，中间不得间断。此外，他们还提出，为了随时保证我的安全，希望我能够雇请一位贴身保镖，再穿上防弹背心。对他所提的这两项意见，我都没有接纳，特别是穿防弹背心那一项。也许大家还不知道，当时正是7月份，上海的平均气温，就算是在背阴的地方，也会达到华氏一百度，湿度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上下，而那时上海一般防弹背心的重量是二十二磅，在那么热的环境下，穿那么重的衣服让人如何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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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和他们的帮凶一直都在寻找整治我的机会，从7月份我被袭，到9月底我报道了日本的丑闻，即它们将加入轴心国的独家新闻，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行动从未停止。那条新闻发表之后，把他们激怒到了极点。威胁电话每天都有，都是问我从哪里得到的日本加入轴心国的消息。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今天我也没告诉过任何人。威胁信是他们逼迫我的另外一种手段，当时我收到了有几十封。除了这些，他们还企图依靠武力进入我的办公室或住所，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不分白天晚上，最严重的一次，两名日本歹徒还拿枪与站岗警察互相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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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种情况，我终于答应了政府的要求，请了一名贴身保镖，还携带着武器，当时是9月份。保镖来自俄国，名字叫乔治，他曾经生活在格鲁吉亚山区，拥有一副庞大的身躯，黝黑的皮肤，嘴角还留着一把胡须，两边微微翘起，整个人看起来特别凶，实际上他是一个特别友善的人。之后，乔治就成了我影子，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还在腰间一边别着一把左轮手枪。不管在哪，只要我在的地方，都能看到他，高尔夫球场也好，戏院也好，他都会跟着。坐车的时候，他会和我坐在一排，一手握着一把枪。我对这些感到有些难以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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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最后，因为担心我的安危，海军上将赫德也开始过问此事。有一天，他邀请我共进午餐，地点就在他的旗舰上。吃饭时，他劝我最好离开中国。对于他的建议，我最初的反应是抗拒，我说：“我在中国已经待了十四年多，我喜欢这里的生活，喜欢这里的主题，这里的国际局势非常吸引我，同时这里也是我谋生的地方，我是不会走的。凭那几个小无赖就想把我赶出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想都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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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上将并没有像我那样激动，他依然十分冷静，还没忘记接着劝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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