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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在收到我的信后,立刻给鹤见发了电报,让他马上回东京解释此事。因为鹤见没有处理好我这件事,他把自己在上海的外交事业都葬送了,最后只好被调到了新加坡工作,职位是日本驻新加坡总领事。凑巧的是,同年12月份,我去了一趟新加坡,在那里又看见了他。当时我正在一家酒店的大堂和四位朋友一起喝杜松子酒加汽水,恰好看见了他,他见了我竟然不躲不避,还径直走到了我桌子旁边,要和我握手。我装作没看见,仍然坐在那,也没有站起来。没想到,他仍然坚持不懈,继续站在那,还跟我说想请我吃饭,午餐、晚餐都行。我当场就拒绝了他。之后就不再理他,我开始接着和朋友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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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阿班案件”的解决问题,我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谈判了很长时间,我们有时通过信件协商,有时通过中间人传话。这个中间人一直在做我们的信使,他就是巴特瑞克先生,当时的美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我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时,已经是1940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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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瑞克先生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你的立场一定要坚定,他们必然会讨价还价,甚至会想最好不用赔,所以你要把价钱提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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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巴特瑞克先生讲得很有道理,就把所有的损失计算后,提出了索赔数额,简直堪称天价。我把各项损失物品都列出来,还分了类,就他们盗走的书稿这一块,有书籍的预期版权税收入,因被盗无法按期交出书稿而必须退还的预支稿费,若无阻碍很有可能会得到的电影版权费,我为写作购买旧书和旧照片的花销,雇请速记员的费用,日本大使馆发言人侮辱本人人格造成的精神损失费。除此之外,很显然那两名歹徒不是受雇于日本政府,就是日本军人,因此他们对我造成的伤害也要由日本政府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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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估算的总额为五万两千零七十五美元,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当然这是我经过特意夸张后的结果。我提出来后,这件事就一直悄无声息了,等再次得到消息已经到了1941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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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已经回到华盛顿工作和生活。有一天,一位自称是日本驻美大使的派遣使者找到我,他说日本政府愿意出一千美元来解决此事。对此,他还特意抱歉地解释道:日本目前正面临着特殊情况,外汇短缺致使大部分日本人的薪水缩减,不止我们全体员工,就连大使本人,还有日本驻世界各地的领事馆员工都只能领取之前三分之一的薪水。对他这种解决方法,我当然给予了拒绝。就这样,事情又开始拖延,一直到战后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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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的袭击事件发生后,我仍然按照既定计划,从百老汇大厦搬到了四川路,把新住所和新办公室都搬到了那里。公共租界的警方因为这件事情特意向我提出,要在我新住所门口设立岗哨,哨兵必须携带武器以保护我的安全,而且八小时一换,中间不得间断。此外,他们还提出,为了随时保证我的安全,希望我能够雇请一位贴身保镖,再穿上防弹背心。对他所提的这两项意见,我都没有接纳,特别是穿防弹背心那一项。也许大家还不知道,当时正是7月份,上海的平均气温,就算是在背阴的地方,也会达到华氏一百度,湿度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上下,而那时上海一般防弹背心的重量是二十二磅,在那么热的环境下,穿那么重的衣服让人如何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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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和他们的帮凶一直都在寻找整治我的机会,从7月份我被袭,到9月底我报道了日本的丑闻,即它们将加入轴心国的独家新闻,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行动从未停止。那条新闻发表之后,把他们激怒到了极点。威胁电话每天都有,都是问我从哪里得到的日本加入轴心国的消息。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今天我也没告诉过任何人。威胁信是他们逼迫我的另外一种手段,当时我收到了有几十封。除了这些,他们还企图依靠武力进入我的办公室或住所,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不分白天晚上,最严重的一次,两名日本歹徒还拿枪与站岗警察互相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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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种情况,我终于答应了政府的要求,请了一名贴身保镖,还携带着武器,当时是9月份。保镖来自俄国,名字叫乔治,他曾经生活在格鲁吉亚山区,拥有一副庞大的身躯,黝黑的皮肤,嘴角还留着一把胡须,两边微微翘起,整个人看起来特别凶,实际上他是一个特别友善的人。之后,乔治就成了我影子,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还在腰间一边别着一把左轮手枪。不管在哪,只要我在的地方,都能看到他,高尔夫球场也好,戏院也好,他都会跟着。坐车的时候,他会和我坐在一排,一手握着一把枪。我对这些感到有些难以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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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最后,因为担心我的安危,海军上将赫德也开始过问此事。有一天,他邀请我共进午餐,地点就在他的旗舰上。吃饭时,他劝我最好离开中国。对于他的建议,我最初的反应是抗拒,我说:“我在中国已经待了十四年多,我喜欢这里的生活,喜欢这里的主题,这里的国际局势非常吸引我,同时这里也是我谋生的地方,我是不会走的。凭那几个小无赖就想把我赶出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想都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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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上将并没有像我那样激动,他依然十分冷静,还没忘记接着劝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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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班,你要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假如继续留在这里,你总有一天会惨遭毒手。现在你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完全是一种侥幸,是你的运气好,但是你能保证一直有这么好的运气吗?你想想,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死在了日本人手里,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呢?你不会换来任何好处,顶多带来一场危机,华盛顿为此表示一下抗议,那些有用吗?你的牺牲没有一点价值。你现在最正确的选择是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回去以后,你可以继续写作,也可以去讲课,尽你的能力为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趁现在还有机会,你赶快离开。这里的情况,很多美国公众并不了解,你应该回去告诉他们,及时唤醒他们也是对国家的贡献,何必非要待在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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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离开中国,所以虽然他的话都对,我还是不愿意听。上将此时却是满脸笑容,其实我知道,他并不需要这样苦口婆心地劝我,还有更好更简单的办法让我乖乖地回国。他大可以给海军部发一封电报,让他们告诉国务院,就说如果我继续留在中国,就很可能促使美日之间产生新的矛盾,国务院必然会转告《纽约时报》,这样总部肯定会提出把我调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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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清楚后,我把和上将的谈话内容报告给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提议是,让我先到菲律宾,然后从荷属印度群岛、马来西亚,通过滇缅公路到重庆。到底还是要离开上海了。我订了票,把走后的事物安排了一下,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为的是不让外人知道。我将离开的时间定在10月14日,到时从上海走水路出发往南,选择的交通工具是一艘美国班轮,叫作加菲尔德总统号。在船上我看到了赫德海军上将和他的妻儿,因为当时正好碰上华盛顿颁布了新令,命令美国驻远东地区的所有海军官兵尽快疏散全部家属,所以他的妻儿也要回国,和我乘坐同一艘班轮。她们会路过马尼拉,从那回国。上将是来和她们送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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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我就说:“如果你能离开这里,我会感到很高兴的,比看到任何人离开都高兴。”“那你可以放心了,这艘船会带着我离开的。”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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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上几个日本人在那来回走动,上将看着他们,一脸沉重地说:“是的,我知道。但是,船还要再过半小时才开,希望在这半个小时内不要发生什么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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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后来一切顺利,我安全离开了上海。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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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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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宪兵队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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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两名歹徒闯入我的房间,夺走我的书稿后,还逼问我“攻击三浦将军的电报”藏在哪里,他们这样问的原因是,三浦就是指使他们的人。他能想出这样愚蠢的办法,证明他心中有所顾忌。这里的三浦是一位少将,他和三浦总领事名字相同,但不是一个人。这个人什么坏事都做,包括贪污受贿、暗杀同僚、制造骚乱,样样参与,他还企图通过武力快速夺得上海的公共租界,暗地里做了策划方案,只是最终没有实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防备从来没有松懈过,因此他们一直没有找到机会,7月7日准备行动的计划也没能完成。他们的情况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于是三浦少将便把我当成了头号敌人,一直都在寻找铲除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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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日本将美国舰艇帕奈号炸沉,这险些引发美日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也发生过几次危机,但如果1940年7月7日,三浦的计划在上海成功,将引发美日之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其实,我当时在公开报道中并没有把其中的内情写出来。如果把我所知的全部报道全部公布于世,必将引起轰动,就好比在火药桶中扔了一根烟头,立即就会点燃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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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距离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三年,7月7日,正值事变三周年纪念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怕发生突发抗日事件,于是从6日起就开始采取紧急措施。此外,上海的日军也采取了措施,他们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实际控制区域加强了戒备,而且是最森严的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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