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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在收到我的信后，立刻给鹤见发了电报，让他马上回东京解释此事。因为鹤见没有处理好我这件事，他把自己在上海的外交事业都葬送了，最后只好被调到了新加坡工作，职位是日本驻新加坡总领事。凑巧的是，同年12月份，我去了一趟新加坡，在那里又看见了他。当时我正在一家酒店的大堂和四位朋友一起喝杜松子酒加汽水，恰好看见了他，他见了我竟然不躲不避，还径直走到了我桌子旁边，要和我握手。我装作没看见，仍然坐在那，也没有站起来。没想到，他仍然坚持不懈，继续站在那，还跟我说想请我吃饭，午餐、晚餐都行。我当场就拒绝了他。之后就不再理他，我开始接着和朋友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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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阿班案件”的解决问题，我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谈判了很长时间，我们有时通过信件协商，有时通过中间人传话。这个中间人一直在做我们的信使，他就是巴特瑞克先生，当时的美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我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时，已经是1940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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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瑞克先生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你的立场一定要坚定，他们必然会讨价还价，甚至会想最好不用赔，所以你要把价钱提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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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巴特瑞克先生讲得很有道理，就把所有的损失计算后，提出了索赔数额，简直堪称天价。我把各项损失物品都列出来，还分了类，就他们盗走的书稿这一块，有书籍的预期版权税收入，因被盗无法按期交出书稿而必须退还的预支稿费，若无阻碍很有可能会得到的电影版权费，我为写作购买旧书和旧照片的花销，雇请速记员的费用，日本大使馆发言人侮辱本人人格造成的精神损失费。除此之外，很显然那两名歹徒不是受雇于日本政府，就是日本军人，因此他们对我造成的伤害也要由日本政府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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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估算的总额为五万两千零七十五美元，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当然这是我经过特意夸张后的结果。我提出来后，这件事就一直悄无声息了，等再次得到消息已经到了1941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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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已经回到华盛顿工作和生活。有一天，一位自称是日本驻美大使的派遣使者找到我，他说日本政府愿意出一千美元来解决此事。对此，他还特意抱歉地解释道：日本目前正面临着特殊情况，外汇短缺致使大部分日本人的薪水缩减，不止我们全体员工，就连大使本人，还有日本驻世界各地的领事馆员工都只能领取之前三分之一的薪水。对他这种解决方法，我当然给予了拒绝。就这样，事情又开始拖延，一直到战后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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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的袭击事件发生后，我仍然按照既定计划，从百老汇大厦搬到了四川路，把新住所和新办公室都搬到了那里。公共租界的警方因为这件事情特意向我提出，要在我新住所门口设立岗哨，哨兵必须携带武器以保护我的安全，而且八小时一换，中间不得间断。此外，他们还提出，为了随时保证我的安全，希望我能够雇请一位贴身保镖，再穿上防弹背心。对他所提的这两项意见，我都没有接纳，特别是穿防弹背心那一项。也许大家还不知道，当时正是7月份，上海的平均气温，就算是在背阴的地方，也会达到华氏一百度，湿度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上下，而那时上海一般防弹背心的重量是二十二磅，在那么热的环境下，穿那么重的衣服让人如何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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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和他们的帮凶一直都在寻找整治我的机会，从7月份我被袭，到9月底我报道了日本的丑闻，即它们将加入轴心国的独家新闻，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行动从未停止。那条新闻发表之后，把他们激怒到了极点。威胁电话每天都有，都是问我从哪里得到的日本加入轴心国的消息。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今天我也没告诉过任何人。威胁信是他们逼迫我的另外一种手段，当时我收到了有几十封。除了这些，他们还企图依靠武力进入我的办公室或住所，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不分白天晚上，最严重的一次，两名日本歹徒还拿枪与站岗警察互相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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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种情况，我终于答应了政府的要求，请了一名贴身保镖，还携带着武器，当时是9月份。保镖来自俄国，名字叫乔治，他曾经生活在格鲁吉亚山区，拥有一副庞大的身躯，黝黑的皮肤，嘴角还留着一把胡须，两边微微翘起，整个人看起来特别凶，实际上他是一个特别友善的人。之后，乔治就成了我影子，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还在腰间一边别着一把左轮手枪。不管在哪，只要我在的地方，都能看到他，高尔夫球场也好，戏院也好，他都会跟着。坐车的时候，他会和我坐在一排，一手握着一把枪。我对这些感到有些难以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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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最后，因为担心我的安危，海军上将赫德也开始过问此事。有一天，他邀请我共进午餐，地点就在他的旗舰上。吃饭时，他劝我最好离开中国。对于他的建议，我最初的反应是抗拒，我说：“我在中国已经待了十四年多，我喜欢这里的生活，喜欢这里的主题，这里的国际局势非常吸引我，同时这里也是我谋生的地方，我是不会走的。凭那几个小无赖就想把我赶出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想都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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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上将并没有像我那样激动，他依然十分冷静，还没忘记接着劝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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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班，你要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假如继续留在这里，你总有一天会惨遭毒手。现在你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完全是一种侥幸，是你的运气好，但是你能保证一直有这么好的运气吗？你想想，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死在了日本人手里，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呢？你不会换来任何好处，顶多带来一场危机，华盛顿为此表示一下抗议，那些有用吗？你的牺牲没有一点价值。你现在最正确的选择是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回去以后，你可以继续写作，也可以去讲课，尽你的能力为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趁现在还有机会，你赶快离开。这里的情况，很多美国公众并不了解，你应该回去告诉他们，及时唤醒他们也是对国家的贡献，何必非要待在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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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离开中国，所以虽然他的话都对，我还是不愿意听。上将此时却是满脸笑容，其实我知道，他并不需要这样苦口婆心地劝我，还有更好更简单的办法让我乖乖地回国。他大可以给海军部发一封电报，让他们告诉国务院，就说如果我继续留在中国，就很可能促使美日之间产生新的矛盾，国务院必然会转告《纽约时报》，这样总部肯定会提出把我调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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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清楚后，我把和上将的谈话内容报告给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提议是，让我先到菲律宾，然后从荷属印度群岛、马来西亚，通过滇缅公路到重庆。到底还是要离开上海了。我订了票，把走后的事物安排了一下，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为的是不让外人知道。我将离开的时间定在10月14日，到时从上海走水路出发往南，选择的交通工具是一艘美国班轮，叫作加菲尔德总统号。在船上我看到了赫德海军上将和他的妻儿，因为当时正好碰上华盛顿颁布了新令，命令美国驻远东地区的所有海军官兵尽快疏散全部家属，所以他的妻儿也要回国，和我乘坐同一艘班轮。她们会路过马尼拉，从那回国。上将是来和她们送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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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我就说：“如果你能离开这里，我会感到很高兴的，比看到任何人离开都高兴。”“那你可以放心了，这艘船会带着我离开的。”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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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上几个日本人在那来回走动，上将看着他们，一脸沉重地说：“是的，我知道。但是，船还要再过半小时才开，希望在这半个小时内不要发生什么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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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后来一切顺利，我安全离开了上海。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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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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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宪兵队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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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两名歹徒闯入我的房间，夺走我的书稿后，还逼问我“攻击三浦将军的电报”藏在哪里，他们这样问的原因是，三浦就是指使他们的人。他能想出这样愚蠢的办法，证明他心中有所顾忌。这里的三浦是一位少将，他和三浦总领事名字相同，但不是一个人。这个人什么坏事都做，包括贪污受贿、暗杀同僚、制造骚乱，样样参与，他还企图通过武力快速夺得上海的公共租界，暗地里做了策划方案，只是最终没有实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防备从来没有松懈过，因此他们一直没有找到机会，7月7日准备行动的计划也没能完成。他们的情况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于是三浦少将便把我当成了头号敌人，一直都在寻找铲除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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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日本将美国舰艇帕奈号炸沉，这险些引发美日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也发生过几次危机，但如果1940年7月7日，三浦的计划在上海成功，将引发美日之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其实，我当时在公开报道中并没有把其中的内情写出来。如果把我所知的全部报道全部公布于世，必将引起轰动，就好比在火药桶中扔了一根烟头，立即就会点燃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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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距离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三年，7月7日，正值事变三周年纪念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怕发生突发抗日事件，于是从6日起就开始采取紧急措施。此外，上海的日军也采取了措施，他们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实际控制区域加强了戒备，而且是最森严的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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