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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国民众和英国人之间产生过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到底是谁打赢了这场战争”，争论最终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可是却给两个国家之间带来了不满和误会。现在，如果中美之间也发生这样的争论，那很可能让悲剧再次上演。中国人一定认为，他们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牺牲了无数的生命，而我国仅仅是投入了机器、有限的人力、金钱，还有战舰，而他们付出的要比我们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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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结束后，中国必将面临一种局面，什么东西都很缺，不过，在中国居住的美裔很快就会得到一些好处，因为那些东西在我国工厂里都可以生产。为了让中国的购买能力有所提高，我国做出一项决定，并且布置工作已经开始，就是我国政府发放一批长期信贷给中国。大战一旦结束，军用工厂的作用就不会那么突出，而民用品会极度缺乏，半个美洲大陆都会如此，所以军用工厂可以暂时负责生产民用产品。我国部分官员开始考虑一件事，他们想，中国的民用市场必然也会和美国一样，假如把产品运出华盛顿，运到中国各地，肯定能行得通。运输工具的问题也可以解决，把运输舰队改成货轮，直接开到太平洋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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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定会想办法发展本国的工业，他们第一批需要订购的就是重型机械和其他设备，他们的人工水平距离我国的人工还相差很远，一旦他们本国的工业化走向了成功，那进口的成品必然会慢慢减少。中国不会甘于现状的，他们不会一直都保持在只进口不出口的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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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美国人会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就是那些在中国慈善机构和教育界工作的人。刚开始，我国将向中国输入大批的专家顾问人员。也许这些人在最初会受到优厚的待遇，但随着时间越来越长，中国人是不会允许外国人拥有此类活动的主导权的，不管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中国人不会把重建项目的主持和监视工作完全交给我们的，就算我们在这些项目上投入再多的资金也不可能，比如他们的大学、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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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曾经有过这样的预言，他们说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传教士将会受到中国人的爱戴，远胜于那些商人或者是专业人员，可事实却正好相反。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遭受侵略之时选择了顽强抵抗，他们凭借并不先进的武器装备，以一种坚韧的信念为支撑，和日本人抗争了八年。日本因此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不论是在人力、金钱还是资源上。这些都发生在我国参与战斗之前，所以他们的胜利完全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这种胜利让中国人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无比骄傲。联合国能够最终取得胜利，和中国人的顽强拼搏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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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以前，还有很多中国人在哀叹自己的国家多么软弱，他们因为国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十分痛苦，总是在怀疑自己的文化宗教是否合理。今天，他们终于在努力之后，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毅力，之前的怀疑也随之消失了。白人慢慢地引导中国人，让他们开始逐渐依附于洋教，还将它们的行为描述成“拯救处于野蛮状态的中国人”。在这些活动过程中，白人表现出了无比的优越性。中国人在抗战胜利后出现的自豪感，让他们对白人的这种优越产生了一种很强的仇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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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传教士和商业人士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他们总是互相猜忌，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敌人。这种情况不管是在日本入侵之前，还是在入侵中国之后，从未能改变。入侵前，他们就经常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入侵之后，危险降临到了每一位外国人的身上，可这两个团体之间还是会在新出现的问题上产生矛盾。不过，也许在以后的中国，情况将会有所转变。以后那些传教士很有可能会感觉到，自己在中国还不如那些外国商人或者专业人员的地位高，当然不包括那些专门在医学或教育行业工作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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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和商人之间，在观念和理想上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因此，在所有的普通美国传教士看来，来自英国或者是其他英语国家的商人、外交官或者金融家，要比美国同一行业的人更有亲和力。传教士的主要工作就是救赎他人和敬神，而外国社交圈的人主要醉心于喝酒、玩牌、赌马等活动，经常出入在夜总会中，或者也会热衷于其他的都市生活。传教士则很看不惯社交圈中的所有人，经常用话语来攻击他们。实际上，传教士无一例外地加以批评，必然会显得自己的心胸不够开阔，因为外交圈中的生活方式在大都市和小型通商口岸都很平常，普遍存在，不能一边倒地全部否定。1926年和1927年，国民革命军不但下令将几千名传教士驱逐出中国，而且还让外国公司的业务也受到了损害，面对这件事，传教士表示要忍让，商人却嚷着要发动武装力量，更严重的，还要对国民政府实施报复。美国在中国的传教人员和商人之间永远都无法统一意见，每次有外国人遇到危险，比如生命财产即将不保时，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华盛顿的国务院和伦敦的外交部经常为此感到惊讶，而且都已经讨厌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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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军队在远东地区获得了全面胜利，同时还废除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新教曾在中国和日本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这样一来，那些努力有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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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外国法律一直都在中国的土地上施行，这种不公平的局面终于在1942年10月宣布结束了。美英两国放弃了治外法权。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还有新教，它一直在中国传播，走到今日差不多已经到了尽头，如果不彻底放弃，就要从根本上进行改变。中国作为胜利的一方，很显然，已经无法容忍别人以一种施舍的态度对待自己，依旧将中国人看作是野蛮人，打着基督和拯救灵魂的幌子欺骗自己，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们不惜使用暴力来反抗，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此一来，福音教会相信也不会继续存在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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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新教能够在中国得到很好的发展，很多年来，美国有几十万人都在支持这项事业，他们总是竭尽所能地在经济上予以支持。这些人一听到说中国，就会想起蒋介石总司令和他的夫人，他们两人都是很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实际上，中国的基督徒远不止这两个人，还有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以及很多政府的高级官员。尽管这样，中国还是不能算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和过去的中国人民相比，现在的中国人不一定更愿意接受一个新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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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领导人执掌中国政权后，重新制定了大量的法制法规，事实表明，南京政府同样不支持传教活动，还下令严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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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基督教和《圣经》都被列为教会办的中小学的必修课程。大多时候，学生都是被强迫着去教堂的。现在的政府上台后，已经严令禁止出现这种情况，还在法律中规定，宗教课和《圣经》只能作为中国学生的选修课继续存在，不得强迫学生去教堂。政府另外还颁布了一项规定，各种组织中均不得任用外国人担任职务，比如，教会学校的校长不能是外国人，必须是中国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彻底将日本打败，试想一旦中国取得了全面胜利，一定会实施更加强硬的举措。一直以来，中国人都把传教士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先行者，虽然这种观点有失公允，但它确实存在。当时在中国，刚刚出现民族主义的意识，随之爱国热情也开始高涨起来。这种情况下，即使传教士什么也不做，单单他们的存在，就会引来抗拒。再加上中国人对传教士固有的看法，必然会导致他们的地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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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就算是第二代基督徒，他们也会认为美欧的传教行为和中国的实际国情不符。他们说，首先有了“你不如我”的想法之后，才会有改变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宗教信仰的欲望，白人向来就总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总认为自己比别人高出一个等级，除了拯救灵魂和散布基督教以外，传教运动本身就包含着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以上所说白人的那种情结，而中国人却特别讨厌甚至痛恨白人的这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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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令人难过的是，各个资本主义强国联手共同对付轴心国，这在中国和南美洲看来，他们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为了散布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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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总统罗斯福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这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要想弥补这个灾难，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一个基督王国，这个王国不是说说就可以了，而是要让它深入人心”。1942年8月30日，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安得瑞尔主教告诉了大家罗斯福总统曾说过的这些话。这个举动对同盟国来说，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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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谣传罗斯福总统说过的这些话，美国白宫的态度是选择沉默。哈里凡克斯爵士代表英国发表了一项声明，对这件事，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作任何评价。声明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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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国家参加战争的具体原因并不是最主要的，在我们看来，基督教和它所包含的实质内容通过这次战争还能不能继续存在才是重中之重。可能会有人觉得这话有些不切实际。之所以会这么认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基督教的含义时刻放在心上，或者说，我们早就忘了基督教才是生命的源泉，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来源于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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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是不会希望听到这种说法的。在印度人民的生活中，宗教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对他们来说，这种说法是对他们信仰的一种不敬，因为他们信仰的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哈里凡克斯爵士在措辞上没有顾及大多数人的感受，比如，他说的“基督教”，范围太小，如果改成“道德与宗教”的话，相信可以收到不错的效果，他外交家的名誉也会因此得到提升。一样的道理，罗斯福和哈里凡克斯发表的声明，既不会让主要信奉天主教国家的民众受到感染，也不会让中国天主教信徒为此产生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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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中国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中国有大约二百八十一万三千人都信奉天主教，这从最近一次人口统计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来。由于中国一直以来的传统，教会非常富有，拥有二十三名主教，旗下的孤儿院就有四百零二家，学校数以百计，医院也有一百多家，至于免费的诊所更是数不胜数，截止到1937年，每年都会医治九百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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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主教的悠久历史相比，新教是1807年开始进入华南地区的，当时的传教士就只有一个人，他来自英国。他吸收第一个教徒时，已经是1814年。后来的发展也并不理想，直到1832年，他才发展了十名中国人为新教徒。新教真正的发展是在1842至1844年，它能有好的发展应该“归功”于签订的各项条约和治外法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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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时，新教已经在中国建立了一千一百四十九个传教点，发展的新教徒达到了八千三百二十五名，他们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个不同的国家，此时是新教的最鼎盛时期。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传教士大规模地离开，教会的财产也大部分都被损坏，因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军掌握着中国的政权，他们不但仇视外国人，还反对基督教，和共产党走得很近。之后的新教也曾第二次兴起，只是当时美国的经济正处于低谷，传教资金没有过去那么充足，因此受到了影响。等到新教准备重新寻找当年的辉煌时，日本开始了侵略中国的行动，沿海各省的传教活动全部被他们制止了，当时的活动正在兴起。据统计，1935年，全中国有一千一百三十个传教点，有六千一百五十名传教士都在亲自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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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粗略计算，美国在中国的教会资产大约为一亿美元。但是从没有准确计算出美国向中国人传教的全部投入资金，虽然传教工作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不过，只1930年，经详细统计，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传教组织的薪水和日常花费加在一起就有六百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二十美元。从这个数字也可以看出，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花销应该不是一笔小数，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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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加上交通运输费、房屋、土地、薪水和日常生活消费，这一百多年来，新教在中国的传教费用，有可能达到十亿美元。在这段漫长的过程中，天主教必然付出了很多的代价，这些代价都是外人无法知晓的。可是从人数上看，天主教会有二百八十一万三千名教徒，而新教只有五十万人，两大教会有很大的悬殊。新教在这个方面表示，根据他们自己的统计，中国人正式受洗入教的人数其实已经达到了“一百万左右”，看上去人少是因为，大约有一半人平时不会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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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有很多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之间还经常存有分歧，以致都把对方看作自己的敌人，这让中国人充满疑虑，也不知道加入哪一派才是正确的。这正是新教在中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还是很不错的，他们看着新教各派争来争去的局面，认为所有的新教传教活动都值得怀疑，也让人觉得好笑。所以中国人虽然非常迷信，但他们并不是对宗教深信不疑，这是新教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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