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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召集小组会议准备呈三委员之报告并提出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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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军调部美方委员饶伯森和中共委员叶剑英即于十二时同机飞往南京，分别向马歇尔和周恩来报告调查程序讨论取得之进展，并取得双方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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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8月16日上午，即叶剑英、饶伯森从南京返回北平，再度举行三人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小组调查程序的协议才告正式通过和生效。[44]换言之，执行小组调查工作从8月17日才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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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的矛盾陈述与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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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第二十五小组开始按照三方议定之程序，听取证人证言。首先听取的是美方证人的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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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当事人和陆战队司令部的报告，早在8月1日以后就陆续提交上来了。具体的当事人主要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陆战队军官，一部分是在天津办事、29日随陆战队的车队回北平的军官，包括傅瑞慈少校、考奈尔（Connell）中尉、威斯特（West）中士和一中国司机，以及美军参谋肯尼迪（Kennedy）中尉、丢克和一中国司机，还有一位属于第七特务团的美军少尉。28日去天津办事的肯尼迪几人都提到，当天去天津开车路过安平镇附近公路时，就已经遭到过一次枪击，但当时他们只有一辆车，公路上没有设置障碍物，加大油门就冲了过去。第二天他们加入到美陆战队护送的车队返回北平，就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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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他们的叙述，7月29日这支车队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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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和后卫各有吉普车两辆、一吨重卡车两辆。开路吉普车上载有50mm口径机关枪一挺、无线电一部，后卫吉普车也有无线电一部，另有德式机关枪一挺和60mm迫击炮一门。陆战队巡逻队队长考文（Douglas A.Cowin）中尉乘坐的吉普车跟在开路车之后，其后的一吨重卡车两辆各有数名巡逻队员，并配有勃朗宁自动步枪两支和多支M-1型步枪及手枪。巡逻车队的基干队伍为六辆两吨半重卡车，由巡逻队副队长弗兰克率领，配有轻机枪一挺、迫击炮一门。巡逻车队中间便是他们此行护送的载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物资的中国海关的七辆运输车及几位中国押运人员，另外还有傅瑞慈、肯尼迪和第七特务团美军少尉分别乘坐或驾驶的三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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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袭击发生时，前车与后车相距有一公里远。首先是前卫车被公路上两辆无轮牛车所阻，考文中尉下车察看，当即被袭击者投掷过来的手榴弹炸死，瞬间约十枚同样的手榴弹分别飞落在前卫的几辆汽车上下炸开，同时车队左前方树丛中有步枪开火，右前方村庄土墙上亦有机关枪射击，车队前卫的美军死伤严重，几乎失去了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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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赶来的卡车上的副队长弗兰克马上指挥巡逻队员各找掩蔽物展开还击。因为美军在公路上被切隔成两段，后面的美军和中国司机在肯尼迪中尉的指挥下将车辆集中在一起，以为防护的屏障。由于美军暴露在高出庄稼地的裸露的路面上，他们看不到隐藏在有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向他们射击的中国人，因此，他们只能凭借机关枪、自动步枪和迫击炮压制袭击者因射击而暴露的火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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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战斗持续到下午四点左右，车队右前方土墙上出现了一面白旗，弗兰克指派一名陆战队员连同一名中国译员前去询问，结果该队员被一枪击中腿部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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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中国袭击者的一次号声过后，所有的射击完全停止了。意识到战斗终止后，弗兰克马上指挥抢救伤员，并发动车辆，驶离了冲突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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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所有目击者称，中国袭击者多戴着“日本式的劳动帽”，制服不齐，有着浅褐色者，有着浅灰色者，也有着标准的农民服装者。袭击者最初的攻击极有组织，非常凶狠，但火力较弱，无迫击炮，美军主要的伤亡都是袭击者投掷的手榴弹造成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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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开始、至20日才结束的对美方证人的质询，主要对象是傅瑞慈、丢克、肯尼迪和美陆战队驻津第一营营长贝尔查中校。据报称，“在调查进行中，几无一分钟休息，三方组长聚精会神寻取材料，尤以共方代表之质询为多。黄逸峰氏每次均以半小时至一小时时间对证人提出连串问题，显欲在此质询与报告中获得有利共方之答复，以之说明过去中共所声明美军与国军共同进攻解放区，最少亦企图求出错误责任在美方之结论”。但美方证人在质询中陈述的都是经历过的事实，因此只有因当事人不同，看到的战场情况略有差别，整个事件的起因、过程和车队整体的情况，没有任何编造的痕迹。唯一与书面报告不同的一点新情况，就是傅瑞慈少校告诉调查小组，他7月26日从北平至天津的行车途中，在此地就已经遭到过十余发步枪子弹的射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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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至23日，小组美方代表马丁（Martin）、国民党代表张叔衡、中共代表黄逸峰及雷任民等赴中共冀东军区第十四分区驻地香河县调查。小组在香河中学听取了中共方面证人王智涛（冀东十四军分区副司令）、李庆春（五十三团五连连长）、王恩潭（通县大队二连五班班长）、马德明（战士）、何卓然（区长）、王槐邻（村民）、高玉成（小商人）、曹汝明（农民）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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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方面证人的报告显示的又是另一番情景：（1）事件发生时安平系中共解放区，有征收公米单据作证。（2）7月29日冲突是美军武装车队先向中共军队开枪，中共军队以为是国民党军又来进攻，遂自卫还击，及至反冲锋缴获吉普车，才发现有美军参战，指挥员立即下令吹号撤退，在撤退中受对方猛烈火力攻击，中共方伤亡达18人之多。（3）下午四时左右，由通县方向开来国民党军两批，由天津方向开来20多辆卡车，运载美军400余人，配之以飞机多架向安平进攻。当晚，美蒋联军占领安平。（4）几天后，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在美军一部300余人的配合下，分三路进攻中共军队香河营地，第二天撤至安平，整修碉堡工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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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第二十五小组分小组下午抵达香河，成员为美方的沙文（Chauvin）上校等五人，国民党方面吴能定中校、译员张义、联络官史子钧少校等三人，中共代表为武可久上校、参谋金子谷少校和译员杨诚。24日至27日，分小组分别听取了当地中共军方和国民党军方的报告。[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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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程序，第二十五小组于24日抵达安平，对冲突现场进行勘察，并听取国民党方面组织的当地人士的证词。由于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月时间，现场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据第二十五小组中共副代表雷任民回忆，冲突发生后，他们就很快派人将公路上的破牛车“从横向位置顺了过来”，并找来了破车轮，造成“牛车的位置和车辙印是顺直的，车轮是损坏的”假象，以“表明当时的情况是：正在行驶的牛车坏在了公路中央，阻挡了美军的车辆，从而引起了误会”。与此同时，他们还特别注意把7月29日冲突的现场，与第二天国民党军队攻占安平镇的距离29日公路冲突现场有数百米之遥的战斗现场联系起来，以便得出“美军开枪袭击我哨兵后，立即从这一现场直接向安平镇我方守军进攻，从而引发了事件”的结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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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占据安平之后，国民党方面也为应对执行小组的现场调查煞费苦心。只不过，中共方面在安排证人问题上做得十分精细。“他们选了一些有文化、有头脑、口齿清楚的干部作证人。部队是团长任营长、排长任战士；地方上由地委选派。雷任民把他们召集起来，把这项工作的政治意义和必要性讲清楚。然后向他们交代怎样回答询问，并以调查人的身份提问，让他们回答，反复进行演练。”[50]而国民党方面却做得漏洞百出，他们只是由香河县县长带着武装人员坐着汽车到安平，召集周围各庄农民开会，威胁农民，并强迫各庄保长签字担保，靠壮丁队进行布置和指派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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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小组听取国民党方面证人班长儒（国民党香河县县长）、曹玉亭（商民）、谢广山（牛车主）的证词。曹玉亭在报告时竟信口胡诌，声称看到共军缴获两辆美国军车，是由共军捉走的两个美国兵帮着开走的。此说一出，全场哗然，在场的中外记者纷纷拍照，竞相询问细节。因为事件发生后，美海军陆战队从未提到过有两名美国士兵被俘或失踪的情况。美方代表反复询问曹，曹却一口咬定，坚不改口。最后美方代表愤愤地要求休会。中共代表则抓住这一虚假证词，反对休会，直言这样将使该证人有充分时间篡改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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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整个调查已基本告一段落，黄逸峰致函周恩来，就特别说明了这一情况。函称：国民党方面指定的本地证人证词，大量虚构。“如说‘美军仅车二三辆’；‘美军被俘二人曾将吉普车开入解放区’；‘当日并无飞机出动’等等，都不能成为有力之证据。”如今日询问国民党方面指定证人曹玉亭时，“‘美’‘国’两方均感其证言虚构，中途停止询问，明明企图给证人以串（篡）改证言之机会。经我反对，‘美’‘国’两方藉（借）口我不信任证人，强令休会，调查工作遂陷于停顿，明日可望恢复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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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黄总结，此次调查基本上可以得出的对中共有利之证据至少有五点，即：“（一）安平为我解放区之一部；（二）美军于廿九日在天津出发前确有充分准备，人员武器、电台设备均较经常巡逻不同，且于上午十一时曾接到天津美军十一团团部之警告；（三）美军增援部队曾用飞机在安平上空扫射，有遗留之子弹夹壳为证；（四）安平系于七月廿九日以后为政府军占领者；（五）在安平战斗时（期）间，于附近曾有持青天白日旗而与美军无敌意之部队四五十人向安平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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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黄亦承认，上述证据都不能证明延安所认定的几大关键问题，即“关于当天究系美军、国军或共军先行开火，国军参加战斗情形等等”，“三方各异其说”，未能找出有力证据，“尚有待进一步之证明”。鉴于目前情况，“现我已准备材料，万一谈判破裂，即可随时向联合国提出控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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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真相的发现和中共的妥协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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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向联合国控诉，是中共中央计划当此一事件调查闹到不可开交时，打算采取的最后一手外交策略。8月10日，毛泽东就曾以中共中央名义专电给周恩来、叶剑英，指示称：“安平调查，国、美合作造假证据，说成一切为中共有计划袭击美军是必然的。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应准备宣布国、美进攻，我方被迫自卫之一切证据，并准备向国际申诉。此案对美方不利之处是暴露国、美站在一边，美方之假中立已难保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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