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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注意到不能按照先前美军进攻安平的事实判断，要求军调部中共代表往落实美军进攻的方向上用力，故中共中央于8月11日致电叶剑英，并告周恩来称：不管美军是否意在进攻，根本的问题是：“美巡逻队武装开入我解放区，既未事先通知我方及车上未悬美旗（这是美方没有否认的），先向我军开枪进攻，事后国美双方将安平地区武装占领……这是对美方不利，对我方有利之处。”“你们应强调上述事实，提出要求国美双方武装立即退出安平地区，并恢复午廿九日以前原状，否则一切调查已由国方摆布，必无公正结果。”[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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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华社的相关报道，已经开始出现前后不一的情况。负责交涉谈判的周恩来等颇为被动，对此已委婉地提出了批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同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负责人均联名致电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对安平事件，因“无任何详细情报，仅据冀东来电发表”，冀东亦未成立新华分社，“电台联络亦数日不通，致催询详情之电经常积压”，“新华社发表消息时亦未能详细研究，亦未向中央详细报告，遂造成此次之前后不符”的情况。中共中央也已注意到此一问题，故明令“各地此后报告军事与外交消息时，特别注重迅速准确，如不能判断绝对准确，必须注明”。[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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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明明知道美军没有主动进攻解放区的意图，且确是自己的部队设计伏击美军车队，再继续拿美军先开枪与之纠缠下去，只会对自己不利。因此，中共中央考虑再三，还是于16日再电周恩来、叶剑英，提出了妥协的设想。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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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李十日电证明美方非主动向我进攻，同时美方坚决否认当时有国顽参加，我亦未获具体证据。目前我对安平事件处理方针似宜采取承认误会，实行双方道歉，双方不提要求的方法和平解决，或仍坚持原案，咬定美顽双方配合向我进攻。如美不认错，则准备向国际控诉。上述两法，互有利弊，请周叶考虑以何者为宜，并速电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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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坚持原案，对我有利者为美军武装巡逻队侵入我解放区，先向我开枪，事后配合国顽占我安平镇，同时此事自我扩大宣传后，已引起若干方面对我同情。但对我不利者，上述坚持部分既与事实不符，在进行实地调查时难免有漏洞，更难收场（因调查时美方可能从细小枝节上进行盘问调查）……可能造成各方（包括马司饶等）不良印象，增加我党今后对美外交之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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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采取承认误会的方针，对我不利者，为我方对此事宣传甚广，突然改变，可能造成若干误会，并予美方向我反攻机会，但如此处理与当时实情相符，易于应会和说服各方，使美方不致中顽挑拨毒计，并可给马司饶等好印象。同时我可指出此事为我当地地方部队的误会行动，说明此种不幸地方事件发生的原因，完全出于误会，而且美我双方均应负责，美方责任是在国顽不断向我冀东进攻抢粮之时……竟派大批武装巡逻车队进入我方早已存在战斗状态的地区，既未事先向我通知，又未挂有旗帜标记，且向我开枪，造成双方互有死伤的不幸事件，并事后配合国军占领我安平地区等等。[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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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中共中央这时不仅承认：（1）美方非主动向我进攻；（2）事件发生时并无国民党军队参与。而且开始承认：安平并非是在自己军事控制下的解放区，只是“我方早已存在战斗状态的地区”。实际上毛泽东自6月下旬以来一边鼓动反美，一边再三提醒各级干部“不要反对整个美国与整个美国政府”，仍要“注意拉拢美国一切人员”，特别是马歇尔，因为“谈判中仍须经过他来缓和局面”，故他这个时候反美显然还是有分寸的。他也不想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刻意否认事实去造成马歇尔、司徒雷登乃至饶伯森等人的恶感。承认中共一方有过失，美军一方也有过失，通过双方各退一步来解决问题，在他看来，恐怕是目前最理想的一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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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中共中央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当天，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因为，在十四军分区司令员曾雍雅等进一步的追问下，参加袭击的部队干部最终讲了实话。他们承认，不仅美军没有进攻意图、车队中没有国民党军，甚至也不是美军首先开枪，而是“我方先开枪”。注意到事实与过去汇报的完全相反，曾雍雅感到情况严重，马上电告了冀东军区，并请其转报给中共中央。但是，身为前线直接面对美国与国民党方面调查人员的最高指挥官，他无论如何不能，也不愿马上全盘推翻过去的说辞，承认整个事件都是自己的部下主动袭击造成的。因此，曾雍雅在电报中一面承认说：“七月二十九日美军汽车开到时，系由我方先开枪”；一面又专门要求冀东军区领导人，乃至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定不能完全改口。他的建议是：“谈判时我决不能承认（我方先开枪这一点——引者注），就说廿五日接到情报，河西务敌准备出来抢粮，当时误以美汽车为抢粮之敌。”[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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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美军先开枪都无法再坚持，要让美方承认对此事也负有责任，就更难了。对此，就连一向不主张太过强硬的周恩来，也怀疑现在改口和让步是否明智。鉴于情况如此复杂，中共中央自然也犹豫起来，决定拖一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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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将至，何顾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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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顾虑，有着十分现实的理由。不是因为安平事件，而是因为国共关系破裂在即，安平事件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时候大可不必、也绝不应当出来承认自己一方的过错，给美国，包括给国民党，提供更多可以用来攻击共产党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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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司徒雷登明确电告美国国务卿：我今日已将蒋委员长与中共继续和平商谈的先决条件交给了周恩来。这些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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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北共军撤至陇海路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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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军自胶济路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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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军自承德及热河省承德地区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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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军须退至东北北部两个半省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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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军须撤离于6月7日后所占一切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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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放弃地方行政尤其是苏北地方行政，但共产党总部可允许保留。[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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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共中央表示了断然拒绝的态度，坚决要求先停战，再谈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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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即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鉴于继续居间调解国共冲突已无可能，在最后与周恩来就蒋介石的条件问题沟通无效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大公报》就此所做的报道简单明了。其标题即是“和平商谈已告失败”。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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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帅司徒大使于十日晨与周恩来商谈后于午后一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国共双方对重新配置军队之若干问题不能接近，停战无成立协议之可能。自六月七日开始之停战商谈，至此遂宣告无结果而结束。其症结即在所谓地方行政问题。政府于六月十九日提出整军方案之补充方案，规定中共须自苏北热察冀东胶济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撤出，中共表示无法接受，商谈即陷僵局。其后再经马帅与国共五代表会商折冲，求取妥协，终未能成功。最后司徒大使就任后，亦曾居间努力调停，于六日自牯岭带京蒋主席之商谈意见五点，大体与六月十九日之整军问题补充方案相同……中共当表示不能接受，并建议首先停战。商谈毫无进展。马帅八日返京，九十两日与周恩来两次商谈。十日晨之谈司徒大使亦参加，折冲再四，国共双方在此所谓地方行政问题上绝无接近之可能。商谈遂在万分无奈之情绪下无形宣告结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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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整个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明确主张尽快结束调查，争取按照原定的妥协方针，照顾美方态度，各让一步，努力和平解决安平事件。[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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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中共中央准备作出妥协的时候，却传来了美国政府有意向国民党政府转让战时剩余物资的消息，这再度强烈刺激了延安方面，乃至周恩来的神经。周受命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69]而马歇尔的解释是，剩余物资的转售早在1946年初就已经讨论并决定了下来，它们只会对中国的经济恢复有好处，涉及可以用于作战的军事货品，美国政府已经下令暂停提供和援助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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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美中签订了《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出售协定》，原值8亿多美元的美国在西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剩余物资，如大批卡车、交通器材及军用被服等，以1.75亿美元的廉价转让给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共方面看来，这些物资只会使坚持要使用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国民党变得更加强大，从而也更加有恃无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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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告叶剑英等，明确认为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他宣称：“马、司调解完全失败，国方仍坚持内战独裁方针不变，美国若不改变政策，只有使执行部及其小组宣告解散。……现时斗争已临最后一幕，中心对美，只要使马、司不论从军事上、政治上都已无话可说，则一切责任自明，美国骗局再也继续不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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