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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公债征购土地的和平赎买办法，并非一定会是“和平”的。正如西北局在指示下一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所说明的那样：公债征购形式很好，但这种“征购只能在群众斗争深入的基础上去实行，形式是公债征购，内容则是退租算账；算账算来的是大部分，征购卖出的只是残余；看来是由上而下的法律办法，实质却是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57]。这也就是2月17日康生在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上所讲的，土改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条腿走路。表面看起来，征购还可以进行，但这种征购却是建立在诉苦清算，组织农民批斗地主，“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要把地主的气焰打下去”的基础上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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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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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还把坚决反对“和平土改”的思路搬用到了越南北方的土改运动中去，批评越南党过去土改太过和平是错误的，通过顾问团直接指导越南也全面改行了斗争土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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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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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永发认为中共当时只是为了争取国民政府地区舆论的同情，搞过温和的土改试验，实际暗中则在大力推行暴力土改。见陈永发：《内战、毛泽东和土地革命——错误判断还是政治谋略？》，《大陆杂志》第九十二卷第一至三期。相近观点的文章亦可见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21世纪》网络版2003年6月号（总第15期）；李炜光：《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与战时财政动员》，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01207475.htm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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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赵效民主编：《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2—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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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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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82—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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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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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金冲及前引书，第377页；罗平汉前引书，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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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央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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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共中央关于国大代表选举问题给各地的指示》，1946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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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并告聂荣臻、贺龙等电》，1946年3月6日、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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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毛泽东关于东北前线指挥及在四平、本溪歼敌问题给林彪的指示》，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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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见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年4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81—1182页。此一文件毛4月下旬拟就后只发给政治局几位常委私下传阅，而未向政治局其他领导人，更未向政治局以外的党员干部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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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刘少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7—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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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刘少奇选集》（上），第377—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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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所谓“一条批准”是指批准“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九条照顾”是指指示要求照顾中农、富农，照顾抗属、军属，照顾中小地主，照顾被汉奸、豪绅、恶霸所利用的普通农民，照顾工商地主，照顾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包括对逃亡回乡的地主要给以生活出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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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刘少奇选集》（上），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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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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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薄一波称：“到1946年3月，全区有50%的地区，贫雇农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了土地，实行了‘土地还家’、‘耕者有其田（大体上人均三亩）’。中农也分到一些斗争果实。”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397页。3月间，华中局也发出了《中共华中局关于实施土地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清算目的在算出地主阶级土地”，要“在运动中鼓励农民赎田买田”，等。转见《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6册，台北，黎明文化有限公司，1978年，第153—154页。另外太行、太岳两区也均从4月开始主动指导农民运用清算的办法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了。见《人民日报》，1946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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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见《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5—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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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任弼时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11、516页。其1946年3月15日条称当日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中共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草案）。任弼时在会上首先发言云云。5月4日条则只字未提开会事，只提到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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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毛泽东年谱》（下），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0—61、77—78页；《刘少奇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6—27、42页；《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56页。上述书中肯定3月15日中共中央开过会议，但认为所讨论者系时局问题，非土地改革问题。同时，认为5月4日中共中央有过专门会议，讨论“五四指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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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见《任弼时年谱》，第511页；《任弼时传》，第707—708页；《刘少奇年谱》（下），第42页；《毛泽东年谱》（下），第78—79页；《刘少奇传》（上），第556页；金冲及前引书，第378—379页；罗平汉前引书，第6、9—10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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