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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是中共组织发展发生重大飞跃的一年。由于中共成功领导了“五卅”运动，其影响前所未有地扩大起来，以至于党员的数量从中共“四大”召开时的不足千人，到1926年竟达到了上万人，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开时，更达到了近5.7万人的规模。从一个数百人的小组织，发展到上万人的革命党，共产国际原有的预算无论如何都跟不上形势了。因此，进入1926年以后，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预算，已经达到每月6000元的水平了。即便如此，也仍然无法满足中共组织发展的需要。1926年“三二〇”事变的发生，使得加大对中共资金援助的力度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和重要起来了。5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甚至通过了要“想方设法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资金援助”的正式决定。[35]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此更是再三呼吁。他指出：“中国的同志不仅具有良好的意愿，而且具有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巨大的工作热情，只是需要给他们以帮助。”中共现有的经费完全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扩展自己的工作和影响，“我想再一次提醒并坚决请求，根据中央的要求给中国党增加预算，即从每月6000卢布增加到14000卢布”。“这个问题不能拖延了”，必须尽快履行政治局的决定，“因为工作确实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在这里感觉到非常需要经费。不应让我们的工作由于缺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必要帮助而被迫收缩”。[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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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27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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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维经斯基等人的呼吁发生了作用。在1927年初的账单上我们可以发现，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经费预算已经达到了1.2万元。赤色职工国际和青年国际还有单独的预算帮助中国的工人运动和青年团组织。但是，随着1926年7月北伐战争的开始，中共组织的发展和工作推进的需要，变得更加迅速和难以预测了。于是不仅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国际要向中共提供工运费和青运费，农民国际和济难国际[37]也一度开始专项提供农运费和济难费。再加上军事工作的全面展开，联共（布）还不得不委托苏联军事当局设法提供兵运费。而为应付频繁出现的意外事件，共产国际还通过专项拨款给在华的共产国际代表一笔特别费。进入到1927年以后，随着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举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后中共转入地下并在全国范围进行武装暴动，大小事件频繁演出，整个经费援助的情况自然也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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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仅据已有的资料说明共产国际为几次重大事件提供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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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据上海区委检讨第二次（2月22日）武装暴动的情况时谈到，此次暴动经费约支出2470元，实际花掉1789元，余671元。据特委会报告称，为第二次武装暴动，曾准备用3000元活动海军，仅花掉1000元。在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据上海区委报告，曾向俄国人要求援助6500元，俄国人同意提供7000元；又向国民党人提出援款要求，国民党人则同意给罢工工人5000元。3月5日下午已得款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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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93号秘密会议决定，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名义，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款项中，给上海工会理事会汇10万卢布，以便上海工会理事会将这笔款项用于救济南京事件中的中国受害者。[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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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办党校。经莫斯科批准，决定在汉口办党校，开办费4.97万元，月费预算为1.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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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湖南农运。7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同意为复兴湖南农运拨款3.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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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入地下。8月9日，鉴于白色恐怖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政治局委员要单独租房居住，不可两人同住，以免发生危险。国际代表为此拨款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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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秋收暴动。8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并经国际代表同意，决定秋收暴动预算“至多不可超过沪钞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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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立军队。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批准军事总顾问加伦关于组织南昌暴动，然后南下占领广东汕头，接运苏联武器，以便装备一个军的提议。为此，在已向苏联驻武汉总领事伯纳和军事顾问加伦送款30万美元之后，会议决定：还应“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账上）、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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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将已经送去库伦的41名接受过军事或政治工作训练的中国学生送往广东，加强南昌暴动部队的骨干队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为把他们送回国去拨款4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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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京汉粤汉铁路罢工。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并经国际代表同意，决定由林育南带去给岳州以南至安源的罢工基金1500元，岳州及其以北（汉口）的罢工基金由中央直接接济。初步计划：平均一个工人6元，坚持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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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方暴动。10月，共产国际代表未经中央同志，单独汇给北方局3000美元用于组织暴动，后又寄出4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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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紧急会议。11月，为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同意中共中央所提2000元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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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广州暴动。据中共中央1928年1月16日报告称，从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总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已为广州暴动用去了近10万元。[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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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重要事件的专项拨款以外，已知1927年的经费援助情况亦可扼要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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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月26日，青年团中央书记报告称：共产国际原定每年2.4万元的预算已取消，青年共产国际决定每三个月提供经费7000元。中共中央书记报告称：党的预算，连同特别费，只能有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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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05号秘密会议决定，每月从中国委员会的经费中拨出1000美元用于在帮助中国同志组织军事工作。[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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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2号秘密会议决定致电鲍罗廷、陈独秀等，说明已给通过领事馆武汉政府寄去200万卢布，但强调说：这笔经费“对于和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部队是特别需要的。必须了解实际上为此在做什么工作，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我们将按确定的贷款数额（进一步）寄出经费”[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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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月，鉴于国共关系破裂，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全面停止，中共中央反复开会讨论以后的预算问题。从最初提出总的预算每月8.2万元，后减至4万到5万元，强调一定要细细地与共产国际代表核算。同时也要求党员要自己谋生活，组织部要切实收党费。据组织部长报告称，自筹党费估计或可有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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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月6日，共产国际为中共拨款1712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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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报告，已与济难国际代表商定：济难国际每月提供两湖地区1500元，江苏2000元，广东1000元，北京700元，由中央转交各地。中共中央提出，应请济难国际每月再增加1500美元的援助。济难国际1928年初为1927年后三个月实际拨款1.9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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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月17日，因与共产国际代表交涉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党费月预算仍维持1.2万元，中央7000元，各省5000元，工运费和特别费单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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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又提出1928年月预算为5.5万元。但与共产国际代表交涉谈判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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