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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10 关于1928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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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12 来自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要求追加经费的呼吁,共产国际有没有在1928年的预算中作出反应呢?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给其在中国的代表的两封信里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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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14 在4月3日的信里,他说明了共产国际上半年向中共、日共和朝共拨款的情况。在谈到对中共的拨款时,他提到:第一季度应拨给他们25641美元;第二季度每月拨给他们12820美元。同时拨给中国共青团7692美元作为整个上半年的经费,而青年共产国际亦资助给中国共青团10256美元。[47]在这里,给中共的拨款头两个季度合计应为38461美元,平均每个月约为6410美元。给共青团头两个季度的经费合计为17948美元,平均每个月约为299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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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16 在8月10日的信里,他说明了共产国际下半年给中共、日共、朝共拨款的情况。具体到给中共的拨款是:下半年经费128205美元;给中国共青团第三季度3653美元、第四季度3666美元,及支援款5128美元。同时依照商量好的预算,以济难国际的名义拨给中国党上半年的经费2.73万美元,拨给广州专款8000美元,拨给广东和汉口专款各1000美元。[48]给中共的拨款平均到每个月,应为21367.5美元;给共青团的拨款平均到每个月应为2074.5美元。而从另一则文献中可知,1928年度济难国际提供给中共的济难费,上半年每月为6000美元,7—10月每月为9000美元,合计为7.2万美元,加上通过在国际上开展募捐运动所募集到的5.9万美元,仅济难国际提供的经费在头10个月就达到了13.1万美元。[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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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18 注意到这时美元兑中国元的比价约为50∶100,可知中共上半年每月可得经费1.28万元左右,下半年每月可得经费4.27万元左右;共青团上半年每月可得经费5892元左右,下半年每月可得经费约为41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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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20 192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共产国际拨款数量所发生的这种变化,显然与中共中央的反复要求和新一届代表大会的召开有关。已知5月和6月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的代表曾几度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强烈呼吁给予援助,并提交了新的预算。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经费不足,才导致近半年来党的许多负责同志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枪杀。因为就连党中央委员每月也只能得到27元,不仅不能有效地掩护自己,更无法在被捕后实施救援行动。[50]由于中共中央这时提出的经费预算过于庞大,超出共产国际联络局权力所及,因此共产国际的反应只是迅速与济难国际和联共(布)政治局协商,然后通知其驻中国代表,准备再为中国党拨款1.4万美元,并由苏军参谋部第四局另拨3.5万美元,用于救济项目。[51]然后,把中共中央所提出的那个雄心勃勃的预算送给了斯大林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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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22 中共中央新的预算大致分为五个项目,各省的费用、中央的费用、工运费、济难费和特别费。它提出,共产国际从8月起,每个月应当提供的工作经费为10.4万元,另外应为5月和6月追加每月3万元的经费,为7月追加5.7万元的经费。另外,苏军参谋部还应为中共提供军事工作经费每月3万元;赤色职工国际应为中国工人运动提供工运费每月2.3万元;济难国际应为受难的中国同志提供济难费每月5.38万元;青年共产国际应为中国共青团提供团费每月2万元;农民国际应为中国农民运动提供农运费每月1万元。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为中共准备的预算总额为20万卢布,折合中国元约等于22万元,上半年已拨出12.5万元。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度总预算中尚未分配的经费,也只剩有12.5万元。然而,仅中共中央要求的党费一项,连同5、6、7三个月的追加经费,就已经达到63.7万元。若再加上预算中要求的军事工作经费、工运费、济难费、团费和农运费等,总共需要195.8万元。中共中央还要求另外提供一笔100万元的基金,以备紧急时可以动用。这样的数字显然让共产国际无法接受。皮亚特尼茨基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中共拿县数乘上要给县委拨出的一定的钱数,就得出需要给省委拨出的钱数。但却没有说明:“有没有县委?县委需不需要钱?”他们提出有4600名被监禁者,每人每月要援助3元,共1.38万元;有1万个家庭需要救济,每个家庭4元,共4万元,合计每月需要5.38万元。但是,他们没有说明:“所有被监禁者,所有家庭是否都需要救济?能否可以不给救济?”他指出:“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为他们提供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款项。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他们的预算不作详细讨论,是不能给他们拨款的,因为经验表明,我们给各党的钱越多,它们就越不想深入群众,同群众建立联系。而在这个报告中所表明的倾向是:要由党来养活大量的同志,要建立庞大的机关,并且所有经费都要从这里取得。我认为,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意味着葬送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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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24 斯大林并没有轻易地否定中共中央的新预算。为准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提供了大约10万卢布之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于6月14日一次拨出9万卢布给中共用于应急。共产国际因此电告中共中央称:三个月内可增加党费9万元,约合4.6万美元,济难费三个月也可增加1.2万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时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中共以往的收支情况,以便确定对中共中央所提预算的态度。[53]委员会研究的结果,最终同意为中共增加下半年的预算,比较上半年拨款12.5万卢布,联共(布)政治局决定下半年给中共的经费可增至34万卢布。[54]折合中国元,平均每月已超过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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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26 共产国际在这一年里也曾有过大规模援助中共的设想,但未能实现。这就是4月6日共产国际东方部给总书记处布哈林的建议。以米夫的名义提出的这个建议主张,由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在南方创立革命根据地,争取建立由领导同志参加的军事政治中心。“中心的任务是:1.随着游击运动的开展,最大限度地扩大正规的红军;2.坚决实施土地纲领;3.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4.首先在毗邻地区开展农民运动;5.在附近的工人中心地区建立联系和加强工作。”为此,它提议要求苏联军事部门:“(1)将今年苏联军校毕业的20到30名共产党员立即派往中国革命部队活动的地区。规定每个小组都要有掌握各种武器的专家。(2)采取措施立即将军事装备运往暴动的地区。(3)拨给100万中国元由中共中央用来进行上述地区的军事政治工作。(4)尽快派军事顾问去中国。(5)争取与上述地区建立无线电联系,采取措施运去相应的工作人员和无线电器材。”[55]这一计划显然未能具体实施,除了派遣军校学生和通讯专业的学生回国,以及由苏军参谋部派出军事人员前往上海就近观察指导的设想很快落实了以外,拨款百万以及输送军事装备的工作显然都没有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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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28 关于1929—1931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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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30 1928年下半年的预算没有能够在1929年得到继续。由于联共(布)成立了预算委员会,对中共以往的收支情况进行反复审核的结果,是决定要适度削减给中共的经费。决定:“拨给205128美元,扣留百分之三用于党在这里的开支和东方出版社方面可能的支出……剩198974美元,可以分四次拨出(每三个月拨一次)。”对中国共青团1929年度预算的决定是:“每季度正式预算4120美元,一年16408美元。此外,还将有援助款项,第一季度可以给援助款5128美元,以下季度的援助款额另告。”[56]由此可知中共1929年每月得款应为16581美元,以1929年的最高兑换价,应可折合中国元约为3.68万元;共青团每月得款约为3080美元,折合中国元约为6844元。比较1928年下半年平均月预算6万元的水平,这个数字无疑对中共的触动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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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32 还在1928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就得知了共产国际决定削减自己经费到每月3.3万元的消息。12月26日,中共中央为此专门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称:中共经费每月6万绝不能减少,且应提供兵运费每月2.4万元,特别费年预算也应达到100万元。[57]当然,中共中央也注意到自身的问题,开始严格进行征收党费的工作,要求每月收入20元以下者要交5个铜币,30元以下者交2角钱,60元以下者交3角钱,100元以下者交5角钱,收入在100元以上者要特别征收。同时检讨过去经常不照预算开支,导致亏空现象严重的问题,决定今后严格照新预算开支,各省1.9万元不变,宣传部由2300元压缩为2000元,特科由3600元压缩为3000元,给共青团的补贴减少到1000元,交通费保持4000元,中央本身3700元,所有领导人的生活费均减少2元,原有的娘姨费等一律取消,原住大房子的全部搬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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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34 但无论怎样节约开支,党的经费仍然存在很大的空缺。新任总书记向忠发不能不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乃至斯大林本人发出呼吁。他一方面告诉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我们收到了关于削减我们预算每月达33000中国货币单位的电报。考虑到中国的条件要求有更大一笔款项,我们打算再次申明我们的理由,请求增加预算。”另一方面则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给斯大林,明确提出: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遍布整个中国,我们的处境异常艰难。“六大”之前工作人员的损失已经相当严重,“六大”之后被杀被捕的人数更大大增加,“六大”新中央开始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其组成人员就有三分之一多被杀被捕。最近两个月,包括满洲、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总共21个省的省委被国民党摧毁,一些省委的全部工作人员都遭到杀害。基层党组织的情况自然更加糟糕。任何群众性斗争的结果,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激进群众被开除或辞退,在失业现象极其普遍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在群众中建立和巩固党组织的影响。而在国民党力量有所加强的地区,农村苏维埃也受到严重损失,许多地方红军和游击队久经考验的军事工作人员陷入绝境,而党又难以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所有这一切,重建党的组织、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建立党的影响、帮助农村中被打散的军事人员、派人到军队中去做宣传鼓动工作,乃至于为了预防万一而设立储备金,都需要共产国际在财政上给予大力的援助。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却突然减少了我们的预算。“在过去的月份里我们竭力节省开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生活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能力克服财政上的困难。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那我们就无法开展工作了,我们在党内的基础会更加薄弱。”据此,中共中央恳请斯大林“理解我们的这些困难,并向我们提供我们所要求的援助。我们希望您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恢复我们最初的预算,此外,根据那个预算,您还可以拨给专项经费。这些专项经费的作用主要在于恢复国内被摧毁的党组织和恢复在农村失去的地位,为此中央必须拥有军事干部。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无法解决专项经费问题,那我们请求您将此问题提交联共(布)中央讨论,以期它能在我们处于绝境时给我们以帮助。”[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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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36 中共中央的要求并没有很快地得到回应。共产国际联络局的代表明确认为由于在拨款的操作上存在一些问题,才导致中共中央对1928年下半年预算的增加产生了误解。他们报告称:审核中共1928年收支情况的结果证实,负责具体拨款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拨给中共的款项要比应该拨给他们的多。共多拨出了15500美元(我们已经注意到,寄去救急的46000美元他按月拨给了他们。因此1928年最后四个月他每月拨给他们68000墨西哥元)。很可能由于这种情况,中国同志给斯大林写了充满绝望的信。信的副本送给了我们。他们认为,与去年相比,他们的经费几乎削减了一半(现在每月拨给他们约33000墨西哥元)。相差确实几乎一半”。但是,他们多半是把按月拨给他们的那用于救急的46000美元连同定期拨款的数额算在一起,当成是正常拨款了。当然,他们也承认,济难国际1929年拨给中共中央的款项比应拨给他们的少了一半,这对中共中央也产生了压力。因为几乎每个党多余的钱大都是从济难国际的钱里挪用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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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38 但很明显,凡是在中国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都不会认为1929年度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是合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代表雷利斯基就坦言:他不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什么要削减中共的经费。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写道:“他们的经费是不足的。他们有18个省,走一趟要花很多钱。他们有红军。他们出版4个机关刊物,印制大量传单。我们不讲应由谁提供资金,他们应该弄到自己的经费,但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没有钱就会影响工作的开展。无论如何我想象不到会减少他们的预算。这对工作会有影响。他们有300名党的工作人员,但这些人拿到预算的很小比例,减少编制不会有什么好处。中国人的住房条件不允许在党员家里举行会议,为此需要有专门的房子,而这需要大量的钱。国民党在按照奸细工作的常规搞暗中破坏活动。国民党学生得到指示,要潜入我们的组织。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党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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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40 雷利斯基的质疑不仅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理解,直接参加预算委员会,并负责联络局的皮亚特尼茨基反而明确告诫雷利斯基不要干预经费问题。然而,眼看中共的经费不仅得不到增加,而且还因为货币贬值在进一步减少,特别是注意到共产国际联络局的代表为控制中共的开支,竟将每月的经费分成10次,即三天一次小额付给,雷利斯基忍不住还要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写道:尽管指示我不应干预经费问题,“但我仍认为有义务提及这一问题。现在在当地那里只付给中国同志3.3万元。过去付这3.3万时美元比价为2.2元,而现在付这笔款项时美元比价已为2.8元(2月),换句话说,党的预算由于货币贬值削减了近30%”。如果说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削减了,而且还故意要每隔几天发放一次,这已经给中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损失,那么济难国际经费不能按时到达,所产生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因为,济难国际在1929年头三个月几乎没有送来一个戈比。4月之后经过长时间交涉,到后来也只收到了几千元。8月份以后济难国际答应寄来1.8万元,结果一直拖到11月。11月又借口中国的济难会还有3万元储备,只给了它6000元,12月只给了3000元,1930年1月也只给了3000元,2月负责拨款的代表干脆告诉中国同志说没有收到济难国际的钱。“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经费时断时续,影响到党的工作,关于这一点代表团已多次给你们写过信。我认为除了安排好这个问题外,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整个预算问题。党的各方面工作都在扩大,党正在利用合法和半合法的可能性……开办党校,巡视员经费外出——这一切都要求增加党的预算。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就仿照西方(波兰)党的例子,(应)同时拨给党用于不同用途的专项补助。”[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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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42 进入到1930年,随着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共产国际开始有了新的借口。它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设法从红色区域通过打土豪等办法,去获得经费。由于莫斯科常常要靠变卖货物、珠宝、钻石、黄金,甚至是鸦片等来取得外汇,然后再向外国党支付经费,其驻外国代表也常常会因为这种买卖上出现问题而导致经费支付发生困难。[62]如这个时候,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就通知中共中央说,5、6两个月将停发经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自然不会理解,因而会强烈不满。因为,整个1930年共产国际给款始终存在拖欠现象,中共中央财政上极感困难。5月16日,它甚至通过江西省委密告红四军前委,提出:“望你们万分注意的一件事,中央经费目前断绝来源,正在向前发展的全国革命是非常紧张的,全党工作将受经费之影响。中央目前已无存余,万望你们立刻竭尽所有所有的方法,迅速解款到中央。目前一次最低五万元,以维系全国工作上之需要。你们要同群众作广大的鼓动与宣传,引起群众认识共产,拥护共产党,自动向党捐助。当然,经过党团的活动,同时要极力节省你们的开支。经常解款到中央至急。”[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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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44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通知后,在5月18日直接写信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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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46 在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中他们写道:“中共中央请你们注意经费问题方面的以下事实:1.到4月底一直没有支付给我们6.3万墨西哥元[64],而5月份我们迄今尚未收到应领的半个月的经费。2.每次拨款都延误,而已拨给的经费中央也无法有计划地进行分配,因为这些经费大都以很小的数额一点点地拨来。3.共产国际批准给我们创办报刊的经费,我们迄今分文未收到。但印刷厂无法推迟创办,我们只得把作为其他用途的钱拿来办印刷厂,这自然又使其他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我们的工作因此大受影响。由于经费困难,已处于危险之中的机关搬迁,联络员出差,给各省组织的经费,救援被捕人员等等,都不能及时进行。这使工作困难重重。尽管半年来中央多方努力,这里负责经费问题的同志仍未取得任何改善。不久前获悉共产国际5月和6月根本不给经费,因此这里的同志不得不自己设法找钱。如果这里偶尔能找到一些办法,那根据经验来看,这只会使本来就一再延误的拨款工作变得更糟。目前革命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国内工作,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工作恰恰要求经费上的支持。在白色恐怖反攻的条件下用钱营救被捕者比以前更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多的款项延迟拨付在最重要的关头也会造成巨大的政治损失!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真关注这一问题。”[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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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48 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他们在重申了经费不及时、不到位、小额拨付无法分配,以及金价上扬,继续照跌价后的墨西哥元付款,月收入与预算相比减少30%等情况之后,明确告诉斯大林:不能指望来自苏区的帮助,因为红色区域提供的支持不仅不经常,而且根本不能满足工作的迫切需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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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50 1930年夏,斯大林确定了重点发展苏区和红军的方针,要求中共中央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为此他指示苏联专家帮助中共起草和制定了许多重要文件,并力主派遣大批干部和工人到苏区和红军中去。显然,要落实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经费的支持。这种情况促使他重新关心起中共的经费问题来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8月间分别会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保证经费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圆满解决。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的压力,皮亚特尼茨基明确承诺:“今年共产国际驻上海全权代表将给中共支付一切旧债,从4月份起中共每月将领到金币。”周恩来提出应把款直接汇给中共中央,皮亚特尼茨基则表示:“我负责通过新的途径把款项寄给中共,我向您保证,在你抵达之前中共将及时收到按照黄金比价折算的所有现款。如果没有办到,你可以致电莫洛托夫同志,而且我是当着奥斯廷[67]同志的面说这个话的。”斯大林也对周恩来许诺说:“今后你们应按黄金比价收到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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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52 然而事实上,当周恩来于8月下旬回到上海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好转。周回国后马上就向共产国际联络局驻上海的全权代表马克斯说明了上述情况,没想到马克斯告诉周说:经费没有给够,这是事实。但共产国际的经费很大程度上要靠将仓库里的货物变卖出去换取现金才能支付,而现在仓库里积压着价值14万美元的货物卖不出去,自然不能很快支付中共的经费。周恩来难以理解共产国际经费变成商品的这种情况,要求马克斯设法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斯答复称:“如果共产国际每个月都寄给我新的经费,即固定的月津贴,那么我就可以支付旧的欠款。”但随后中共中央很快就了解到,要指望马克斯把库存的货物卖掉来付清拖欠的经费,短期内完全没有指望,况且共产国际即使给马克斯寄来了经费,他也出于生意上的需要,没有照约定拿它来如数支付给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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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54 中共中央政治局因此不能不再度直接写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进行投诉。它在信中告诉他们:从2月份到9月份,共产国际一共少支付给中共17.97万墨西哥元。10月份共产国际寄来2万美元,马克斯却只支付给中共中央不到1万美元。鉴于周恩来回国,肩负斯大林要求中共中央加强苏区工作和将大批为苏区起草的文件送达苏区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明确说明:“由于经费困难,我们无法与苏区保持联系,我们无法建立一系列联络机关,甚至不能派人前往这些地区。由于这个原因所有文件仍然放在中央。”不仅如此,由于经费困难,我们失去了派人到军阀部队做瓦解敌人工作的许多机会;由于缺少经费,我们甚至不能转移我们受到破坏威胁的组织,不得不把它们仍然留在原地;由于缺少经费,中央印刷所遭到破坏后,我们再没有钱来建立印刷所,报纸已找不到固定的印刷所印刷;由于缺少经费,我们与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无法组织和领导工人斗争。不仅如此,即使是为维持现有的工作规模,“中国共产党每月的开支早已超过了1.5万美元。最近两个月实际上我们已经支出了6万多中国元(大约等于2万美元)。因此我们已经从中华全国总工会借了22693中国元。我们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借了7630中国元。我们为日报就花掉经费25576中国元。此外,我们还向各省委支付日常的经费58648中国元。这个月的状况简直无法忍受,各省委都致电致函来要求提供经费。我们都回答说,没有经费”。“我们恳请共产国际立即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复,并电告我们。再说一遍,先要付给我们2万美元,作为拖欠的旧款。然后每个月再给我们补1万美元,记在我们没有收够的经费账目下(总共拖欠的旧款等于179700中国元,即52800美元)。此外,我们请求每月给我们按时寄1.5万美元,作为固定的资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度过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最困难时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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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56 中共中央的这些抱怨,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深表同情。它于10月下旬接连致信皮亚特尼茨基指责马克斯,称:“财政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造成了党、共青团、甚至工会整个工作的混乱”,甚至使远东局的工作也处于瘫痪状态。周恩来——这位“很平和和深明事理的人”如今也变得焦躁不安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你们在这里自作聪明地说:请出版报纸、呼吁书,请派人到苏区去,请组织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可是我们却没有一分钱用来招待来上海办事的人。我们失去了许多人(如在汉口的军事工作者),只是因为没有钱租用住宅。”十分明显,远东局强烈地批评说:“中国的政治局,由于不能按期收到经费,也不知道明天是否会收到和能收到多少,就到处奔波,开始向私人借债,最后为了党的需要经常要花工会的钱。政治局一些优秀的委员不去做政治工作,却花费整天整晚的时间咒骂我们并为了党的某种需要而到处找门路去弄几个美元。我们认为,在这里向您重复中国同志的一切理由都是多余的,我们只向您提出请求:为了中国运动的利益请解决资金问题。马克斯是不会支付的。也不要指望从他那里挤出钱来。请派一个工作小组来,它会向您讲述马克斯那里的真实情况。”[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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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358 因为不能按照预算支付经费而使斯大林向苏区和红军大量派遣工作人员的工作受到阻碍的情况,就连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要求前往上海就近帮助制定联络和指导苏区与红军办法的苏联军事工作人员小组都深切地感受到了。以盖利斯为首的这个小组到达上海,并进行了数周的工作后,就直截了当地致电第四局负责人别尔津要求汇款。盖利斯指出:“党的财政状况非常严峻。他们从莫斯科得到的预算不能保证完成现有任务。”要想指望红军把苏区里面一些值钱的物品拿来变成现金,在目前的条件下几乎行不通。党现在比任何时间都更需要钱。因为党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量的资金,培训人员和派遣他们去苏区是绝对办不到的。“在党现有资金的情况下,只能偶尔派遣个别一些工作人员,根本谈不上派遣大批工人。派遣一名工作人员平均需要花费200到240墨西哥元,用于购买食品、车票等花销。”现在必须要花钱来“建立通往苏区的固定路线、向苏区派遣人员、寄发指示等。在这方面迄今为止都以手工作业方式进行工作。人员派去了,但是在他们出发后,谁都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中一部分人失踪了,一部分人在路上耽搁好几个月,而到达的人员也无法报告什么。在护送站没有建立固定的路线之前,军队的工人化、指导人员的派遣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中央没有钱,周恩来特别请求我向你(他不认识你)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他们以帮助。我们局认为有必要帮助他们,因为中国人的经费状况的确不好。他们不能经常收到从共产国际方面寄来的钱,而开支却很大。举例说吧,印刷所被捣毁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印刷所需要1万墨西哥元(3000美元)。刘云牺牲了,主要是他没有钱租用住宅”。在目前的情况下,“当一切势力为了消灭我们而动员起来围剿党和苏区的时候,应该通过发放一次性补助金的办法去帮助中国人”。为了瓦解军阀部队、建立固定的路线和联系、向苏区派遣人员等目的,至少应当汇来10万美元作为一次性补助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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