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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的一份重要文献是1940年2月23日的。这个时候周恩来正在莫斯科医治伤臂并汇报工作，他显然再度详尽地汇报了中共财政上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季米特洛夫为此一面要求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尽量动员所有国内的资源以解决困难，一面致信斯大林，附上周恩来提交的预算表，说明他赞同周恩来的说法，强调周恩来提出的预算是可信的，每个月党的经费的缺口为58280美元，军队的缺口为30万美元，他“认为可以在1940年向中国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据此，他要求斯大林“向有关部门下达拨款指示”。而斯大林的答复很简单：我很忙，“很多东西我未能读完，请你们自行决定。我们将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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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莫斯科与毛泽东之间围绕着如何对待蒋介石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但是，由于苏德战争突然爆发，应中共中央的要求，斯大林还是批准向中共提供了数目更大的一笔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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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莫斯科说明国民党政府自皖南事变前就中断了自1937年1月以来一直在提供的经费的帮助，这种情况使延安及其部队陷入极度困难之中，因而希望共产国际和苏联能够紧急提供必要的财政帮助。7月3日，同样处于德国突然袭击的极度困难和慌乱之中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是作出决定，批准向中共中央提供100万美元的援款。季米特洛夫在7月7日电告毛泽东称：“援款（100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16日，季米特洛夫又写信给莫洛托夫，说明这笔援款数额巨大，用途甚急，而由于国共关系恶化，蒋介石拒绝苏联飞机飞往延安，因此援款不能及时送到。他提议：“由于使中国同志尽快获得至少是一半的援助非常重要，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非法手段用飞机经过蒙古发送经费。以前第五局的同志曾这样成功地做过。请求您指示潘菲洛夫用这种方式组织这次行动。”[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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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抗战开始后，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供的援款总数，就达到385.2394万美元。[93]这笔数字虽然远远赶不上同一时期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的总额，但对于中共中央来说，无疑是十分宝贵和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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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其他各种物资上的帮助，可以说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即使在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22日宣告解散以后，这种情况事实上也还在继续着。1944年1月12日的一封信显示，季米特洛夫仍在与苏共政治局领导人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讨论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问题。这一年的12月7日，季米特洛夫还在向联共（布）领导人转达中共中央的援助请求，并提议帮助中共中央5万美元。[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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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简单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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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依据已公开和出版的文献资料说明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的情况，还存在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十分明显，除了1932—1934年间还存在着资料空白之外，我们对中共建党过程中，以及对抗战期间共产国际援助情况的了解，也不尽完整。即使就那些资料较为充实和连贯的年份来说，文献记载的详略不等及其收支差异，也增加了我们今天理解和分析问题的难度。事实上，笔者在这里之所以没有提供一张更容易看懂的年度账目表，也恰恰是因为对把复杂的历史情况简单化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缺少足够的把握。比如，笔者曾经逐年列出过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党费的大致数目（如下页表），但它显然既不能清楚界定党费的范围，也无法包含那些明显无法计入其中的来自共产国际的各种特殊的或专项的拨款。因为我们至今也弄不清楚，那些名目繁多又是昙花一现的这个费、那个费具体是何时开始，又是何时停止支付的；更不用说，还有相当一些很重要或很具体的援助资料可能并不在今天公开的这些档案文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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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如此，通过上述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我们还是可以得出几点简单的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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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产国际自1920年起，就一直在为中共提供着财政援助。自中共成立之日起，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援助是以按月提供经费的形式给予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它变成了针对中共所需的临时性的专项拨款的形式。中共中央一直希望能够恢复按月提供经费的形式，但未能被共产国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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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产国际的这种援助，对于中共，特别是其前期的生存和发展，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经费援助的多少，与党的活跃程度乃至发展的快慢，明显是成正比的。援助的力度大、数额多，中共开展活动的范围就大，影响也就随之增加；一旦援助中断，哪怕只是暂时地减少，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中共许多工作的混乱和萎缩。这种情况即使在改为专项拨款之后，也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至少，在一些关键时期，共产国际的紧急拨款，对党的命运发生过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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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共产国际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之下，其援助的目的性自然会带有浓厚的俄国色彩。而由于各自的利益所在和考虑的目标不尽相同，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的力度、形式及其实现的快慢，事实上并不完全符合中共自身的实际需要。双方为此发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中共中央固然能够考虑到共产国际自身的困难，但它更多考虑的还是中国革命自身的处境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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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逐渐摆脱对于共产国际财政支持的全面依赖，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农村根据地的开辟和红军力量的发展，取决于中共逐渐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并切实在农村立稳脚跟。在此之前，即在中共全面依赖于莫斯科的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很难不听命于共产国际，并听任其干预党的领导机构和方针政策。只是在日后中共政治上基本独立自主的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这种援助才真正难以束缚住中共的手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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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党史资料研究》2004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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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书时有部分补充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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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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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1年7月11日，《“一大”前后》（一），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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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一大”前后》（二），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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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59—60页；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103—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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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知到中共“三大”召开时，400名党员中多数都没有职业，能交纳党费者不足1/10。另以1924年上海为例，当时有党员47人，接近四分之三有职业，商人、教员、编辑等固定职业者占到近一半，全部交纳党费每月应可收入到130元左右，只够开一次全国性会议的。而实际上多数党员交不出党费来，月收党费只有30元左右。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更不难想象了。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56—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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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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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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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Netherlands，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