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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如此，通过上述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我们还是可以得出几点简单的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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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产国际自1920年起，就一直在为中共提供着财政援助。自中共成立之日起，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援助是以按月提供经费的形式给予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它变成了针对中共所需的临时性的专项拨款的形式。中共中央一直希望能够恢复按月提供经费的形式，但未能被共产国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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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产国际的这种援助，对于中共，特别是其前期的生存和发展，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经费援助的多少，与党的活跃程度乃至发展的快慢，明显是成正比的。援助的力度大、数额多，中共开展活动的范围就大，影响也就随之增加；一旦援助中断，哪怕只是暂时地减少，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中共许多工作的混乱和萎缩。这种情况即使在改为专项拨款之后，也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至少，在一些关键时期，共产国际的紧急拨款，对党的命运发生过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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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共产国际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之下，其援助的目的性自然会带有浓厚的俄国色彩。而由于各自的利益所在和考虑的目标不尽相同，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的力度、形式及其实现的快慢，事实上并不完全符合中共自身的实际需要。双方为此发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中共中央固然能够考虑到共产国际自身的困难，但它更多考虑的还是中国革命自身的处境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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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逐渐摆脱对于共产国际财政支持的全面依赖，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农村根据地的开辟和红军力量的发展，取决于中共逐渐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并切实在农村立稳脚跟。在此之前，即在中共全面依赖于莫斯科的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很难不听命于共产国际，并听任其干预党的领导机构和方针政策。只是在日后中共政治上基本独立自主的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这种援助才真正难以束缚住中共的手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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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党史资料研究》2004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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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书时有部分补充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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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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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1年7月11日，《“一大”前后》（一），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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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一大”前后》（二），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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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59—60页；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103—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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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知到中共“三大”召开时，400名党员中多数都没有职业，能交纳党费者不足1/10。另以1924年上海为例，当时有党员47人，接近四分之三有职业，商人、教员、编辑等固定职业者占到近一半，全部交纳党费每月应可收入到130元左右，只够开一次全国性会议的。而实际上多数党员交不出党费来，月收党费只有30元左右。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更不难想象了。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56—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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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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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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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Netherland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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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4），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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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1，January-Februar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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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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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10，13—1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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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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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6—59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1—33、56页。包惠僧多次在回忆中提到，1922年底因维经斯基回国，中央经济来源断绝，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共产国际派马林来上海后，1921年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每位代表发给路费百元。另马林当年为营救陈独秀，还交了5000元保证金和罚款。见《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68、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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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建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2、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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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03、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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