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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电》，1936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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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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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电》，1936年9月11；《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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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8日、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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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王、陈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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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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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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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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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CCI Secretariat to the CC CCP Secretariat，March 2，1937，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1，January-February 1997，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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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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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Wang Ming，A Note to Moskvin and Pan Hanniaans Letter to Wang Ming，September 1937，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2，March-April 1997，p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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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RPSDMH），495/7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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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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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296—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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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RCPSMH，495/7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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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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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等合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5卷，莫斯科，2003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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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Dimitrov to Molotov，December 7，1944，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2，March-April 1997，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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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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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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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革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这或许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共产国际和苏联究竟给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哪些具体的帮助，这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从已经发现的各种文献记载看，过去流传的关于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抗战以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已经不再信任中共，不再援助中共的说法，是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自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决定撤出江西中央苏区之日起，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及情报机关内部，就迅速开始提出和酝酿着一个用于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跨国界的行动计划了。这个计划最后尽管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完全实现，但它的存在及其实施经过，足以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至少这时并没有放弃大力援助中共革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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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得出中共中央自从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成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以后，就不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一意坚持独立自主，一切自力更生了。中国和苏联有着上千公里的共同边界线，几乎任何稍有头脑的政治家都能够看出，苏联强大军事力量的存在和这一便利的陆路连接条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由此得到的帮助，在数量上还远不如冯玉祥、盛世才，包括孙中山、蒋介石这些国民党人或地方军阀得到的多。但是，这一方面和中共早期过于弱小有关，一方面也受到中国政治环境，包括地理位置的影响。已知1933年苏联就曾具体提出和计划过由海路，甚至通过飞机，向中共江西苏区运送军火、药品以及其他物资的方案，并且设想过提供大笔经费从福建十九路军手中购买重型火炮、飞机等装备的方案，只因为当时红军具体条件限制，和南京国民党军队围剿大军集结太快而未能实现。[1]然而，在1935年，当红军长途征战，最终选择北上，开始靠近苏蒙边界的时候，这样的援助条件第一次变得现实起来了。据此，莫斯科很快依据过去帮助冯玉祥国民军的经验，作出了通过中国西北边境大规模援助红军的重要决定。于是就有了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浴血征战。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这一次而不是在十年之后的1945—1946年取得了苏联的援助，中共革命后来的历史很可能会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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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冯玉祥、鲍罗庭都曾尝试从西北接取苏联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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