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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军事领导人的这种看法，留守陕北苏区的周恩来与博古等则有不同看法。周、博电称：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应以扩大赤区服从于打通苏联。……打通苏联我们认为不是一个单独的技术问题，这包含整个党的政治任务及战略总方针之实现问题，而且也不应解释为单纯的技术条件之取得。一方面，将我们的战线靠拢与联接起来；另一方面在敌人后方开展我们的战线，这是万分重要的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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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这种情况，最早提出全力“打通国际路线”、接取援助的张闻天转而赞同了彭德怀等人的看法。他承认：“长征经验证明，主力红军长期没有根据地时使我们发生极大困难”，因此，原定的“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计划之第二项是不适当的”，将打通苏联取得技术帮助作为战略方针的中心也是“不对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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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1936年1月31日，中央部分领导人与军事负责人在陕北延长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讨论了战略方针。经过反复讨论，原定的第三步骤，即年内经绥远接通外蒙的计划被取消，1936年的军事行动仅以扩大苏区和红军为目的，东征山西的作战在保证回渡黄河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继续准备实施，全部作战“着重在巩固的发展，反对冒进与脱离现有根据地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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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势在必行，林育英又可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在一、四方面军之间起调解作用，故中共中央这时特地通知张国焘斯大林的建议，希望四方面军和在云贵交界处的红军二、六军团立即设法北上，共同实现打通苏联的任务。其2月14日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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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略方针弟等有如下意见：……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过一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真正成为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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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进绥远作战受挫，毛泽东提出“西北大联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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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红军发动了东征战役。到3月初已击溃或歼灭阎锡山部5个团，俘虏1200余人。一个月后，红军更打败阎部达19个团之多，前锋已达文水、交城、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之线，并占领了同浦路之一段。于是，人们对于东征可能带来的危险的担心迅速消失，中共中央对军事形势的估计重又乐观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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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得到的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张闻天再度提出：“东征并不取消打通国际路线”，只是打通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仍公开的讲需要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毛泽东也明确表示，应当坚持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下决心与苏联打成一片，在日苏战争不可避免的条件下，不要怕对苏联不利。他说：中国红军与苏联靠拢，对红军帮助很大，即根本取消技术帮助，只讲政治帮助亦是大的。而苏联亦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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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毛泽东已经开始具体考虑与苏联方面建立密切的军事关系，这包括：（1）对日作战彼我双方之共同步骤问题；（2）两军委通信联络问题；（3）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4）技术问题，能否接济步枪、步弹、轻重机枪、高射机枪、步兵炮、新式架桥设备、无线电器材，如可接济，我军在秋天全部开赴绥远接运一次至二次；（5）人的帮助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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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的成功使毛泽东等人开始改变过去所说的“打通”的概念。过去说“打通”，是因为红军没有能力建立一个与苏联连成一片的大规模的根据地，而今天这种可能性似乎出现了。毛泽东批评那些对实现这一设想表示怀疑的干部是对革命形势和战略任务了解不足。他指出：现在红军的任务是“在华北，首先是在山西经过游击阶段，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在此根据地内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将此根据地与外蒙连接，与苏联打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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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作战计划，是建立在单独对付阎锡山晋军的估计之上的。中共中央显然没有料到以山西为独立王国的阎锡山会那么快就把国民党中央军引进来。东征作战不过一个月后，中央军汤恩伯等部就进入山西，这不仅使原来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军由20多个团很快增加到50个团之多，而且中央军的作战能力明显高于晋军。因此，东征山西的红军被迫转入了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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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陕西方面张学良、杨虎城等部约15个师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这时也被迫向陕北苏区推进，并迅速切断了陕北与关中的交通，使得留在陕北苏区的四个团和几个独立营难以招架。至4月下旬，形势已经根本变得对中共不利，在山西及华北几省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设想已经无从实现，整个东征作战方针不得不根本改变。5月初，红军全部撤回陕北，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重新考虑新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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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新情况，这就是，经过4月9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的秘密会谈，张学良已经暗中转过来支持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了。5月初，各种情报纷至沓来，都明确讲，张学良决心拖到11月即揭旗抗日，并不惜与蒋介石大干一场。考虑到红军与东北军首领的统一战线关系已经确立，双方并且约定了寻求苏联支持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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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这时也先后与杨虎城、高桂滋等西北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秘密联系，在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自然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推进“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局面的重要时机。鉴于“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中共中央于5月8日再度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了“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的政治斗争任务，准备推动张学良和东北军共同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并和外蒙一样联合宁夏、新疆等省与苏联结成“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正是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初步确定了向西发展的计划。[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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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这一新的战略意图，周恩来应张学良之邀于5月12日再度前往延安与之秘密会谈，双方共同商讨了实行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并基本商定以兰州为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大本营，同意以张学良为西北国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将协助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打通国际路线”因此有了更可靠的条件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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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中共制定《西征战役计划》，决定全力向西发展，一方面在陕甘宁边扩展根据地，一方面相机夺取宁夏，以便打通国际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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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接通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要求国际提供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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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红军经过东征战役，已经发展到近2万人。又有东北军策应，“打通国际路线”的条件较前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仅凭这2万人，要在不失去陕北根据地的前提下实现接通苏联的任务，根据东征的经验，显然还过于困难。特别是在东征受挫之后，国民党军队已经渡过黄河，进入陕北，红军作战压力一下子增大了许多。设法将还在西南地区的数万红军争取到陕北甘北来，就成为毛泽东等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的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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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为此已做了大量工作，并反复说明了靠近苏蒙边界的重大意义。但张国焘始终不为所动，声称“若欲从外蒙取得与苏联关系，将成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的借口，诚为罪恶行为”。1935年11月5日，张国焘干脆自行以“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电告中共中央说：“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名义），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经反复交涉，特别是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做劝说工作，至1936年1月底，张国焘才被迫稍作让步，主张问题交由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解决，他们方面改称西南局，中共中央改称西北局。尽管此一主张仍然不能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毕竟使双方有了一个平等交换意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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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等人提议，林育英在1936年2月14日向四方面军转达了莫斯科方面的援助意图，强调联合苏联的重要性，要求他们以及还在云贵两省交界处的红军二、六军团设法北来的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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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迟至5月，张国焘方面仍无动静。5月25日，根据新的西征作战计划，中共中央又向四方面军以及即将与四方面军汇合的二、六军团领导人呼吁，要他们立即北上。电报称：“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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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受莫斯科派遣，先后有数批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携带密码或电台秘密潜往陕北，仅到达陕北苏区的即有林育英、阎红彦、刘长胜等人，已知有两人中途遇险未至，另有一行数人携带电台经北平前来，途中遇土匪袭击，一人脱逃。由此可知这时共产国际为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络，并提供技术帮助，确实颇费心计。[38]因此，中共中央明确告诉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发动西北大联合的战略计划，是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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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共中央刚刚提出“西北大联合计划”不久，就发生了两广事变。国民党广东、广西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日为名，揭旗反蒋。这无疑为“西北大联合计划”火上添油。中共中央确信：“西北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为此，中央进一步加紧了劝说张国焘的工作。此举终于在6月10日有所奏效。当天张国焘有电报来，表示要向夏洮西北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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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中共中央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过去，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系是经过上海中转的。由于江西苏区陷落，特别是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失去联络已有将近一年时间。尽管林育英等陆续到来，但中共和红军方面的消息，特别是有关军事战略方面的重要意图始终不能转送到莫斯科去。电讯联络的接通，显然解决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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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第一封电报就汇报了接通苏联，建立西北大联合的想法，明确提出：“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电称：“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电报特别要求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和军火援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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