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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四方面军刚刚制定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不慎遗失，落入敌手。张国焘急忙改变原定部署，下令部队兼程北上，除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外，应立即以四方面军主力进占黄河东岸之静远地区，抢占渡口，争取渡河，避免与胡敌决战。中共中央迅速同意了这一建议，只是要求四方面军“在甘谷、庄浪一线配置必要兵力迟滞胡敌”，并接防会宁、界石铺，以便一方面军前锋转置隆德、静宁以北和固原以南地区，防堵固原、平凉之敌，避免被国民党军切断后路。[56]这样，抢渡黄河的时间不得不进一步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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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国民党方面在得到四方面军遗失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之后，拟定了“通渭会战计划”，准备各部队分别从秦安、陇县、陇西、定西进击，并在平凉、静宁、庄浪、固原防堵，决心与红军主力决战。此一计划因东北军各部受命拖延推进时间，并未能对红军四方面军北进形成任何阻碍。至10月中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三十军已经进抵靖远及打拉池一带，并已准备好于20日开始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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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张学良的通报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11日迅速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决定提前开始实施宁夏战役计划。要求：一、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11月1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其主力在通渭、马营镇、静宁和会宁地区就地休整，并派支队进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之敌，争取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二、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镇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后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以北之防御任务；三、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之枢纽地段豫旺堡于手中；四、攻宁部队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和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攻宁时间依造船情况而定，至迟不得超过11月10日。[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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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三个方面军，特别是二、四方面军长途征战，不仅疲劳已极，而且急需补充休整。据二方面军任弼时报告说，整个二方面军这时实际上已经基本处于丧失战斗力的状态，非休整不可了。但是，红军渡河意图已明，蒋介石急令西兰大道一线之胡宗南等部北进，固、平、陇一线的东北军西进。他同时亲赴西安，严令各部三面出击，要求于短期内聚歼红军于黄河以东，“勿任窜过”。他甚至还亲飞兰州督战。因此，国民党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二、四方面军所在的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猛进，战争已渐次展开。至23日，国民党方面就已经占领了华家堡、会宁、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西兰大道已失。形势转瞬间就变得对红军极端不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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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朱德、张国焘于23日下令四方面军之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24日晚，三十军渡河成功，25日，九军跟进。接着，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也于26日过河。宁夏战役比原定计划提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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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步步紧逼，红军顾此失彼，渡河作战竟意外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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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方面军渡河行动开始的当天，即10月24日，中共中央就紧急致电共产国际，通知了这一新的情况，要求苏方立即准备实施援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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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尽快控制通向定远营的路线，毛泽东这时特别指示在打拉池前线负责指挥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三十军、九军渡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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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虑到胡宗南部推进快，威胁大，张国焘又有指挥四方面军西去甘西之意。彭德怀对此十分不满，他在25日提议，应首先集中四方面军河东之全部及一方面军的四个师在郭城驿一带打击胡宗南之一路，并争取以一方面军进占定远营，接取苏援物资。毛泽东权衡再三，于次日同意彭关于集中在河东岸的四方面军以打击胡宗南为中心的考虑，但不同意彭关于打胡之后再抽调一方面军去夺取定远营的建议。他指出：张国焘的关键是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而目前则是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以四方面军之四、五、三十一军和一、二方面军全力打胡固属必要，但仍应以已经渡河的九军占领定远营，因为“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不失时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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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商定，先以四方面军河东之四军、三十一军集中郭城驿一带准备诱歼胡宗南冒进突出之部。28日，朱、张并命令四军和三十一军脱离四方面军建制，直接归红军总部和前线总指挥彭德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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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当天，已经渡河的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以九军一军之力难以实现夺取定远营的任务，故朱德和张国焘又建议三十一军仍应渡河，因为以四军、三十一军两军很难保证完成击破胡敌的任务，不如以一个军担任牵制，另一个军过河以加强河西之力，争取“在十一月十日前，四方面军主力能达到占领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之目的”。29日，中共中央军委有电报对此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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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前线总指挥的彭德怀仍认为三十一军应留在河东参加作战，并致电毛泽东对朱、张电提出异议。30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朱、张，要求三十一军停止西渡，在河作战，“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毛泽东并特别强调：“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把握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60]同时，中共中央军委通知共产国际书记处宁夏战役失利说，因胡宗南等部敌军70余团齐头猛进，推进至海原、靖远，我现处南北夹击中，回旋困难，不得不在一部红军已经渡河的情况下，暂时停止渡河，转而打击南面追敌。[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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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朱、张遵令执行。然而，这一天，胡敌前锋意外逼近打拉池，留守河东看护渡船的五军被迫随船西渡。次日，国民党部队已推进到郭城驿、大卢子地区，并控制了靖远附近的河岸，彭德怀集中兵力在郭城驿一带打击胡宗南突前部队，阻遏胡敌推进的计划已无从实现。至此，红军渡河攻取宁夏的行动被迫中止，河西与河东的部队被切为两段。战争形势对于红军变得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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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战机，再度展开渡河行动，攻取宁夏几乎成为不可能。因此，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办法。毛泽东承认：本来打宁夏就是没有多大把握的，只是过去没有看得这样严重。现在计划失败了，红军必须改变行动方向，以求生存。现在应考虑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根据情况再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和湖北，准备在外线作一年左右的长途征战再设法返回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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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毛泽东已经看出，在甘北这一狭小区域内，红军已难以坚持。为了生存，红军将不得不面临着一次新的长征。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说明了这一决定。但他们同时仍通知后者，确实准备援助物资，因为他们将命令河西部队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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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红军准备全部南下。中央为此先后通知了正在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和张学良等。但是，注意到蒋介石正调集军队，有意在绥远教训日伪军，张学良力劝中共熬过一两个月，相信西北局势定有变化。随后，张学良极力向蒋介石游说，要求率东北军前往绥远参加抗战，反对继续剿共。因反复劝说无效，张学良愤而在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公开与红军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联盟，从而迫使南京方面的大规模剿共计划流产，并且意外地促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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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发生，使红军在西北立下脚来，南下内地的征战计划因此取消。但即使在国共两党谈判的和平时期，红军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尝试也仍有成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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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变更援助路线，共产国际允诺提供百万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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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还在红军渡河作战失利的几乎同时，它就得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援助地点的通知，内容扼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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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1）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大约一千吨物资运到哈密，你们能不能占领甘肃西部前来接运？并请通知我们接运的办法以及你们准备采用什么样的具体的运输方式？[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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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突然改变援助方向，很大程度上同绥远正在出现的抗战形势有关。这个时候，绥远的形势的确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自1936年5月日本人提供军火，唆使德王在距张北二百里的嘉卜寺组织所谓“内蒙军政府”以来，伪蒙军就屡犯绥远。10月中旬，伪蒙军已几度同傅作义的军队发生冲突。考虑到这种形势，再加上日本特务遍布绥远，并早已深入到定远营，一旦苏联援助红军物资的情况被侦知，难免会给苏联带来麻烦。因此，正如电报中所提到的，它最担心的，其实只是最后一点，即担心此举“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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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苏联方面早就从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得知日本人有意以定远营为其特务活动的重要据点。在知道这一情况之后，仍旧选定被日本人看中的定远营为苏联援助的主要通道，很明显是准备冒点风险的。但显然它没有料到日本人会如此迫不及待。在这种情况下，停止从定远营进行援助事实上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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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方面的突然变卦来得也正是时候，如果红军经过重大牺牲夺取了定远营，这封电报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如今，中共中央的复电只是说：“从哈密输送物资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无用处，这个改变已经迟了。已渡河的红军约两万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进，但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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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说明红军准备南下的决定，要求国际迅速提供现金援助，以便红军能够解决严重的财政困难，渡过眼前的难关。它同时通知后者确实准备援助物资，因为他们将命令河西部队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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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这时最缺的就是粮食和冬装。陕北甘北原本就十分贫瘠，再加上战争不断，又集中了大批军队，粮食问题自然早就极大地困扰红军了。由于陕北苏区地域狭小，又被国民党军分割成数块，红军不能发票子，当地又没有多少土豪可打，因此，中共中央早就开始靠向张学良借钱来买粮了。而今另外两个方面军又来到甘北，红军人数猛增一倍以上，吃的问题自然更加严重。但最严重的其实还是冬装问题。因二、四两个方面军均刚刚来自西南，部队不仅全无过冬准备，甚至久经征战之后，大部分战士单衣和单鞋都已破烂不堪了。而甘北的冬天又来得格外早，11月初已经开始下雪，许多战士备受冻饿之苦，伤病者与日俱增。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不得不再请张学良和宋庆龄帮助，虽解决了一时的粮食需求，得到了几万双鞋子和一万套冬装，但不论粮食还是衣服，都还有一半以上的部队没有解决问题。因此，当宁夏战役失利，又得知苏联方面不能从定远营提供援助之后，张闻天焦虑万分，他立即电请共产国际紧急寄送款项，声称：“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否则，“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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