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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根据苏联国防部部长的建议,少数西路军成员在当年夏天被送入苏联各类军事学校进行学习,其余多数干部战士在新疆就地被编为一个总支队(即所谓“新兵营”),由苏联方面提供各种现代的武器装备与教员,进行分门别类的培训。其中,学汽车的有67人,学装甲车的有50人,学炮兵的有87人,学无线电的有34人,学空军飞行和维修的有43人。另外还有20余人去苏联学情报,10余人学军医或兽医。应当说,这种帮助对中共军队仍旧是有益的,因为它最终为中共军队培养了一批装甲、炮兵、航空、汽车、通讯等特种技术的人才。[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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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李竹声的电报》,1933年10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电报》,1933年10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0月29日;《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1月2日;《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11月14日;《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1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545、559、575、585、618、623页;《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4年4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李竹声的电报》,1934年5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第118、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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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拙作:《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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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杨雨青:《国民军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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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拙作:《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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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北京,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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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别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我军渡乌江的作战计划》,1935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关于在川黔滇创造苏区的指示》,1935年2月16日;《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1935年3月5日;《中央军委关于消灭白水曲靖等地敌军的指示》,1935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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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恩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193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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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朱毛周张为建立以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问题给张徐陈等电》,193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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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9—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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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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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1—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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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朱毛周关于四方面军北上致张电》,1935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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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央军委关于朱德总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通知》,1935年7月18日;《朱张周王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组织前敌指挥部决定》,1935年7月21日,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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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8月6日。《毛泽东年谱》(上)未收录这方面的发言内容。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5—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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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中共中央决定独自率领一方面军主力脱离四方面军紧急北上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较为流行的是多数中共党史书上关于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等以武力胁迫中共中央南下,被叶剑英发觉报告毛泽东,毛迅即决心采取此一行动的说法。但考虑到9月10日后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来往电报一度十分频繁,双方各陈己见,说明原因,却均未提到密电一事。尔后中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一事件专门会议也丝毫未提及此一密电,故笔者对上述说法表示怀疑。参见《中央致国焘同志电》,1935年9月10日;《中央政治局指令——给陈昌浩、徐向前同志》,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935年9月10日;《中央致国焘同志电》,1935年9月11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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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71—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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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与结论》,193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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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与结论》,193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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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拙作:《“立三路线”的形成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争论》,《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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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电》,1933年3月,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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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康生、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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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弗雷德的建议》,1934年9月16日;《皮亚特尼茨基给皮尔金同志的信》,1934年11月3日,原档存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以下称中心档案),档号495/1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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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1935年;《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1935年,中心档案,档号495/1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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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红军前线的新形势的报告》,1935年4月;《有关军事问题的报告(绝密)》,1935年,中心档案,档号495/1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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