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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共产国际坚持西路军要到哈密接取援助，至1937年2月时，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可将货物送到安西，并且货物数量比原来答应的还要多一倍以上，同时还有50个在莫斯科熟练地掌握了炮兵、装甲等项技术的中国同志，也将一同交给中国红军。显然，来自苏联中亚细亚的这批援助的规模是比较可观的，它甚至还包括了红军所急需的火炮，以及在西北地区进攻城堡的作战中极为有用的轻型装甲车等。据当时由莫斯科派去接应西路军的中共代表团的代表滕代远回忆，陈云等从莫斯科出发前往新疆之前，斯大林等曾专门接见过他们，并表示红军想要什么可以尽量满足，在重武器方面至少可以提供90辆坦克及90门大炮。[69]这批装备如果能够送到红军的手中，它所起的作用必将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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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路军在甘西走廊上耽搁了太多的时间。到2月中旬，中共中央虽再度指示已极端困难的西路军就地坚持，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春暖后完成西进任务，西路军却相信以现有兵力西进没有可能，因而又一次在东返和西进问题上来回摇摆，失去了最后一次西进的机会，在倪家营子一带陷入重围，直打得弹尽粮绝，被敌各个击破。对此，已经作好了援助红军准备的苏联方面颇为焦急，他们不止一次地去电，要求中共中央想尽一切办法给西路军以援助，甚至主张联合东北军、十七路军共同增援，并建议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直接提出交涉，要求南京务必设法停止甘西敌人的进攻。总之，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十分担心援助计划将会因西路军的失利而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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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3月中旬，西路军终于全军覆没了，剩下的一两千人也很快被打散了，再也不存在武装接取苏联援助的可能了。自从1934年以来逐渐成熟的通过中苏边境由苏联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几经波折之后，至此流产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甚至可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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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仍旧尽可能地进行了一些军事上的帮助工作。它们在得知有部分红军可能到达新疆时，于4月初曾接连询问中共中央：西路军是否还能剩下一千人左右？你们是否还能在甘西地区找到其他失散的红军人员？能否通知所有失散的西路军成员前往安西或敦煌，以便我们派人接运他们来新疆？因为，“已经决定西路军人员进入新疆后即转送苏联学习，因此，西路军务必前往星星峡，我们将会在那里迎接他们”。[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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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代表团派陈云、滕代远等人迅速乘飞机前往新疆携带足够的衣服、粮食和药品前往新疆星星峡设立接待站，接运西路军人员。陈云等人4月18日飞抵苏联边境，23日到达乌鲁木齐，25日由盛世才派部队护送到星星峡，接运已经先期到达那里的西路军干部战士共407人，于5月8日返回乌鲁木齐。以后，又有一些西路军成员陆续到达新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于5月9日亲自致信苏联国防部部长，说明可能有大约900名中国红军战士将要到达新疆，他已提议将其中的半数送到苏联来学习军事，部分干部送到共产国际的政治学校里进行深造，请其给予积极的帮助。季米特洛夫还特别致信斯大林说明了他的这一提议。[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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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根据苏联国防部部长的建议，少数西路军成员在当年夏天被送入苏联各类军事学校进行学习，其余多数干部战士在新疆就地被编为一个总支队（即所谓“新兵营”），由苏联方面提供各种现代的武器装备与教员，进行分门别类的培训。其中，学汽车的有67人，学装甲车的有50人，学炮兵的有87人，学无线电的有34人，学空军飞行和维修的有43人。另外还有20余人去苏联学情报，10余人学军医或兽医。应当说，这种帮助对中共军队仍旧是有益的，因为它最终为中共军队培养了一批装甲、炮兵、航空、汽车、通讯等特种技术的人才。[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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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李竹声的电报》，1933年10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电报》，1933年10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0月29日；《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1月2日；《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11月14日；《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1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545、559、575、585、618、623页；《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4年4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李竹声的电报》，1934年5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第118、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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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拙作：《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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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杨雨青：《国民军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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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拙作：《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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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北京，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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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别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我军渡乌江的作战计划》，1935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关于在川黔滇创造苏区的指示》，1935年2月16日；《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1935年3月5日；《中央军委关于消灭白水曲靖等地敌军的指示》，1935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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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恩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193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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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朱毛周张为建立以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问题给张徐陈等电》，193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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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9—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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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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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1—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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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朱毛周关于四方面军北上致张电》，1935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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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央军委关于朱德总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通知》，1935年7月18日；《朱张周王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组织前敌指挥部决定》，1935年7月21日，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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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8月6日。《毛泽东年谱》（上）未收录这方面的发言内容。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5—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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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中共中央决定独自率领一方面军主力脱离四方面军紧急北上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较为流行的是多数中共党史书上关于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等以武力胁迫中共中央南下，被叶剑英发觉报告毛泽东，毛迅即决心采取此一行动的说法。但考虑到9月10日后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来往电报一度十分频繁，双方各陈己见，说明原因，却均未提到密电一事。尔后中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一事件专门会议也丝毫未提及此一密电，故笔者对上述说法表示怀疑。参见《中央致国焘同志电》，1935年9月10日；《中央政治局指令——给陈昌浩、徐向前同志》，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935年9月10日；《中央致国焘同志电》，1935年9月11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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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71—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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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与结论》，193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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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与结论》，193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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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拙作：《“立三路线”的形成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争论》，《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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