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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尚不能确定的是，共产国际先前许诺的55万美元（除已汇出的15万加5万美元，应该还有35万美元）是否也包括在苏联新答应的援款数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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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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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见滕代远：《忆由苏赴新迎接西路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10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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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苏联）军委致中共中央电》，1937年4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等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4月7日，中心档案，495/7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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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陈云致王明信》，1937年5月11日；《季米特洛夫致伏罗希洛夫信》，1937年5月9日，中心档案，495/7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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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西路军总支队在新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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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革命、统战和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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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中国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由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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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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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中国外交史，可以发现两条明显的线索：一条是民族主义外交的线索，一条是以阶级斗争思维为特质的革命外交的线索。前一条线索在今天已经被讲得很多，甚至也肯定得很多了，而后一条线索的讨论却很少。尤其是，从反省的角度来研究新中国外交史的著作论文还极少见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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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几乎都承认，在改革开放前，即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曾经走过许多弯路，经历了不少挫折，有许多值得探讨和反思的地方。但是，涉及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包括那些专门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著作，对这段历史或全盘肯定，或仅着眼于那些给中国带来利益的外交行动与实践。[2]即使个别有所评论的文章，也要么断言改革开放前后完全是继承关系，并无二致，怎么变都有道理[3]；要么高调肯定过去革命的做法，激烈批判当下外交的缓和态度。[4]即使是学者基于学术研究的意图撰写的研究论文，早些年多半也都是着眼于总结“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就是提到了时人在对外政策思想上明显对立的政策主张，也仍不忘强调其“从总体上讲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国际战略思想相一致”，并说明当时“我党对外工作”中只是出现了“某些偏差”而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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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在所有中文的出版物中，能够较多地触及对外政策中一些问题的，主要还是一些外交工作者的回忆录[6]，和最近几年从事于冷战史研究和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少数学者的一些论文。由于多数回忆录所涉及的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严重偏差的时期，都还是“文革”时期，因此，那些围绕着中苏同盟的形成、朝鲜停战、炮击金门，以及珍宝岛事件等具体事件中中国方面的反应以及政策本身偏差进行讨论的论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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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已经有一些论文讨论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与工作中的某些偏差与失误，这样的文章也还太少，所触及的问题也还十分有限。不仅如此，因为这些讨论还只是停留在具体事件和具体问题上，鲜有对导致新中国对外政策长期或摇摆不定，或片面激进的外交思想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因而它对我们全面了解这些表现在具体事件上的失误与偏差的由来及其政策背景，也难有太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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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要了解新中国外交工作的种种问题，就不能不对新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思想有所剖析和把握。而在1976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谓新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思想，或曰对外政策思想，无疑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主张。明了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能不注意到那种力图割裂内政与外交的叙事逻辑和研究思路，存在着太过明显的矛盾。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一种延续。我们能够设想，当毛泽东在国内高度紧张地为应付内外部敌人威胁与颠覆的危险，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发动政治运动来巩固政权的情况下，他很难不高度重视国际上帝、修、反（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阴谋，并抱以同样高度警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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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中国对外关系问题时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的问题。作为一个不断（或曰继续）革命论者，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巩固其革命的成果，和试图依照阶级革命的路径创造新社会。在国内政治上是如此，其对国际政治的认识也不例外。当今在新中国外交史解读上所存在的偏向，很大程度上只怕正是这种割裂的历史观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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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新中国的外交史，当然要注意到其民族主义外交，即基于复杂民族情感的对外政策所引导的一种发展轨迹。但是，简单地在外交史叙述中把毛泽东描述为一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无视他同样在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维看待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事实，无视他基于阶级观念主导的革命外交的思维模式给中国对外关系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注定是会曲解历史和误导读者的。在这里，由于受到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全面讨论新中国早期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的长短利弊，但仍可对它的观念由来及其作用的情况稍作梳理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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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外交的历史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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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中国的外交，不能忽略中共自身话语习惯及其观念变动的历史。比如“外交”这个词，在1931年以前，中共几乎从不使用。这不是因为中共还没有成为执政党，因而还不具备开展外交活动的条件，而是因为在中共当时的观念看来，在国与国之间，只有弱肉强食和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外交是不存在的。因此，中共涉及对外政策问题的观念中，当时只有“反帝”的概念，而无外交的概念。这也正是中共早期历史上以“反帝”为名目的各种指示文章、团体、会议和活动数不胜数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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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中共开始考虑创立自己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因而亦不能不开始考虑自己的“外交”问题。但是，中共中央对外交的看法，依旧是从阶级斗争的观念出发，因而它直接把对外政策与反帝政策等同了起来。中共中央在相关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中之最基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帝，因此，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不仅“绝不（能）有任何‘敦睦邦交’或‘亲善邻国’的意义”，而且，就是俄国《布列斯特和约》的经验，也“不能在中国运用”。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必须以“充分暴露帝国主义罪恶”为目的，因为任何试图和缓帝国主义进攻的企图，都“必然要阻碍着坚决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8]受此观念影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共虽模仿苏联的样子，建立过一个“外交人民委员会”，但它除了发表过一个“对外宣言”，宣布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最好朋友与同盟者”之外，没有也不屑于同任何其他“各帝国资本主义的政府”发生外交上的联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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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真正开始有所谓“外交”工作，是在1936年以后。虽然从这一年开始，像毛泽东等人已经开始注意到通过西方记者对外宣传自己正面形象的策略意义，并努力尝试之。像毛泽东等人在陕北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及毛泽东与王稼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外交委员长的名义发表谈话宣布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蒋介石携手作战等，都可以被视为其外交工作的开始。只是，在中共中央这时的正式文件电报之中所谈及的“外交”一词，却与我们这里所讲的“外交”一词的概念大相径庭。它更多的是用来指党与非党之间，或党与党外势力之间联络交涉的工作，尤其是用来指中共正在展开的针对国民党各派势力的统战工作。[10]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战期间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40年，中共中央才开始更多地使用另一个更为准确的名词，即用“统战”一词来取代了“外交”这一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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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最早开始真正从我们今天所讲的外交一词的含义来谈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问题，已经是1944年夏天之后的事情了。这个时候美国政府派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共中央有了与外国政府人员密切接触的机会，因此，开展“外交工作”，实系“国际联络工作”，成为了一种必须。故1944年8月16日，中共南方局率先就此一新形势提出建议，主张“指定专人负责研究国际外交问题”，“建立专门负责国际宣传的机关”，充分利用盟国政府及其各个政党和人民中对中共的不同态度，展开宣传和交际工作，以便于争取外援。[11]中共中央也随即发出了其第一个“外交工作的指示”，强调要把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来到延安及中共敌后根据地，看作“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同意目前外交工作重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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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天，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也专门讲到了要重视外交工作的意见。[13]战后，随着美国人进一步介入到国共内战之中来，中共更不得不全力应付这一特殊局面，小心处置对美关系乃至各种对外事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外交问题不能不日渐成为中共中央的重要工作项目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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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外交”与“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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