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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能够如此容易地放弃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转而从纯粹外交和自身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改善自身国际生存环境的问题吗？其实不能。除了苏联的影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需要的现实考量以外，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政策转变的关键所在，仍是为了便于反美。即是要通过这种策略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对于需要实行新政策的理由，他是这样解释的，即各国现在都要求缓和与和平，只有美国要打仗，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我们这个时候打出和平的旗号，“可以进一步分化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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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毛泽东依旧是从他所习惯的统战思维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外交新政策的。不过，由于这一新政策所追求的和平任务相当艰巨，在国务院总理和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努力下，新中国政府所作的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的尝试，也是相当深入的。中国这时不仅积极参加了平息亚洲战争的日内瓦会议，成功促成了全面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而且还采取了解散周边国家华侨中共产党组织，和劝说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的做法，这些都让一直以来极度恐惧“赤祸”蔓延的东南亚和南亚不少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开始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也因此明显地改善了新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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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革命的统战思维来解读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因，明显地说明毛泽东其实还只是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政策的实施。因此，其检验这一灵活性成功与否，不仅要本着原则性，而且不能不着眼于它的功利性。而这时中国方面推行和平政策的一个最主要的功利性的目的，就是想要通过联合欧亚大多数国家的办法，来孤立、削弱美国，迫使其在台湾等问题上与中国展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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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出发，毛泽东这时其实很难赞同全面停止武装斗争的做法。这一方面是它不符合他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的大原则，即“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43]，一方面是它难免会给各国革命党造成一种中国党不革命了的错觉，甚至会让美国误以为中国在示弱。正是这样一种心理促使毛泽东在中国刚刚开始全面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不久，就做出了炮击金门的激烈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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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直接原因是注意到美国拒绝与中国讨论台湾问题[44]，却有与蒋介石当局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倾向。故7月21日《日内瓦协议》正式签订，几乎同时他就决定要炮击金门，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制造紧张空气。他的理由很简单，朝鲜、越南均划界停战了，如果这个时候不打一下，就可能使人误以为大陆和台湾问题也可以照此办理。打，就是要让世人明白，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绝不能与朝鲜、越南问题等量齐观。[45]但要让国际社会明白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未必需要采取这样一种激烈的武力的方式。要让美国不愿意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武力威胁恰恰会适得其反。[46]即使是从解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海上交通安全的现实利益出发，也未必需要在这个时候，在中国的和平外交取得重大国际影响的时候，用打炮威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后来这一问题也是通过在浙江沿海真枪实弹地进行登岛作战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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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几个月后，特别是劝说越南放弃了武装斗争，成功签订了《日内瓦协议》之后，中国突然炮轰金门的决定显然让东南亚诸多国家领导人极感困惑。直到几个月之后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已成既成事实，中国也通过夺取浙江沿海岛屿的作战解决了东南沿海的海路交通问题，周恩来才又代表中国政府再度释放善意，并通过万隆会议安抚了一大批对新中国重又惴惴不安的亚洲国家领导人。但不过三年时间，1958年毛泽东再度在援助中东革命的宣传下炮击金门；1959年中国与其曾极力争取和平共处的印度发生边界冲突；同年中共中央因对苏美缓和强烈反感与苏共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发生激烈争吵，很快就把几年来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给新中国带来的和平外交形象，消磨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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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不满意“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无法适应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和平外交方式及其外交思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并倡言“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与“和平竞赛”，已经多少刺激了本来就对“和平共处”心存某种疑虑的毛泽东。这是因为，从毛泽东久已习惯的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出发，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主张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和由阶级利益根本相反的统治阶级所统治的国家“和平共处”，在他看来恐怕也不符合列宁主义。虽然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的最初几年，毛泽东还没有马上就否定和平共处的方针，但从他1957年批评赫鲁晓夫关于“和平过渡”的提法的观点就不难看出，对和平共处的怀疑当在不久之后了。他断言：“苏共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47]要学“十月革命”，指的是要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观点是毛泽东毕生坚持，从不动摇的观点之一。[48]其前提就是因为他相信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绝没有调和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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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让毛泽东转向否定和平共处政策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莫斯科完全不考虑中美关系的现状，片面地追求美苏缓和。注意到苏联的这种做法，毛泽东在1958年第二次炮击金门前有意不通知与自己有着结盟关系的苏联政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他（指赫鲁晓夫——引者注）不是想与美国改善关系吗？很好，我们用自己的大炮对他表示祝贺。……我们还要把美国人牵涉进来。也许我们还能让美国人在福建扔一颗原子弹。……到了那时，我们再看看赫鲁晓夫说些什么吧。”[49]一是1959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莫斯科为维护苏印关系，不惜采取了偏袒印度的外交姿态，这让坚信中苏关系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阶级关系基础上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为恼火。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说，中国党无论如何也不理解：同印度等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斗争，这原本应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可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很快相信，这正是在国际问题上不讲阶级斗争的严重后果。他明确讲：赫鲁晓夫在国际问题上不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了缓和，美化帝国主义，散布和平幻想，实际上无异于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他断言：我们也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我们是阶级斗争论者，不消灭帝国主义，不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可能有真正和持久的世界和平。因此，我们跟赫鲁晓夫的看法不一样。“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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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从60年代初开始，新中国基本上否定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与政策，重又开始走上了支援周边，乃至世界人民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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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对外交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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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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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政府的外交基本延续晚清外交格局、南京政府的外交班底大部分源自北京政府不同，新中国在外交观念、体制、机构、人员等所有方面全盘否定旧中国的一切，“另起炉灶”，或搬苏联，或从穿西装、吃西餐学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新政权自身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诉求与旧政权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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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新中国之所以选择向苏联“一边倒”，根本上也是取决于两个内部原因：一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是一致的，在世界分成两大敌对阵营的情况下，新中国因为自身的政治倾向性，只能选择倒向苏联一边；一是新中国建立伊始，经济上一穷二白，十分落后，面对“国外的帝国主义……我们需要有朋友”。如同毛泽东所说，与苏联结了盟，“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并“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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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新中国1950年出兵朝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身经济、政治现实需要的一种反映。当时中国唯一的重工业基地就在东北，朝鲜战争失败，美国军队骑到鸭绿江上来，本应成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重点的东北地区，就成了军事前线，且苏联援助中国的主要交通线也将暴露在美军的眼皮底下，这将使新政权的巩固受到极大的挑战。因此，虽然毛泽东主观上存在着强烈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情结，但他在说明出兵理由时也不忘特别强调说明：“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52]这说明，中国自身的安全需求，也是出兵朝鲜的重要动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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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像1958年夏所发生的一系列对外关系上的严重事件，也都与中国国内当时的特殊状况密切相关。毛泽东当时一方面因苏方提议建设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大发脾气，炮击金门行动不向苏联通报消息，一方面为援助“中东革命”制造第二次台海危机，主动出击牵制美国，这些行动的背后都与毛泽东当时受“大跃进”运动成绩鼓舞，误估中国国力发展前景的亢奋心态有关。[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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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无论其进退左右，绝不都是被动应对外部事件的结果，它多半都离不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制度特性及其政策策略的变化起伏。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种种决策，自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实践。这一点在60年代表现得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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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初，随着大跃进、庐山会议、大饥荒和“七千人大会”在党内引发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尝试，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开始深刻反思自1958年以来变得越来越激进的对外政策。1962年春，他接连上书和撰文，提出对外政策应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为目的，对美、苏及有争议各国均应采取缓和策略，对所谓别国革命和建设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对此，正在考虑国内阶级斗争动向的毛泽东很快就作出了反应。他在八九月间接连召开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开始明确提出要强化国内阶级斗争问题，并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和“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挂起钩来。[54]紧接着发生的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有争议地区的挑衅，正好成了毛泽东印证其革命对外政策的最有力的一个证据。而对印度军队的有力反击，又使毛泽东更加自信其斗争哲学的必要与意义。结果，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王稼祥等人的主张就被毛泽东概括成了“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毛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要“三斗一多”，也就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仅不能像王稼祥等人所主张的那样，要缓和，而是更加坚决地斗争；对亚非拉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援助，不仅不能像王稼祥等人所主张的那样尽量减少，而且还要大大增加。[55]理由很简单，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使然。国内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原因就在于国内和国际间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国际间阶级斗争的问题不解决，中国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性也就永远得不到克服。如此一来，不仅中国国内政治斗争自此日趋“左”转，而且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全面转向反对“帝、修、反”和援助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轨道。除了外交上开始到处树敌，或以反美、反苏为前提，支持一国、反对一国以外，在国内广大农民还吃不饱饭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硬是每年都把自己财政支出的6%以上拿出来援助各国革命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其中，仅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就高达200亿美元，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援助也达到1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使阿每人获得一吨粮食、半吨钢、4000元人民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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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受到国内阶级斗争越来越“左”的政策影响，中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输出革命。不仅众多领导人开始倡言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再度公开主张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广到全世界，而且根据“政治挂帅”的要求，这个时候所有驻外使馆都改行党委领导下的大使负责制，党委书记基本上都是国内派来，有着很强政治原则性和斗争性的非业务干部。结果，很多中国驻外使领馆都被卷入甚至主动参与到驻在国当地的所谓“革命”斗争之中去了。[57]60年代中期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施以物力、财力及军火的援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中国公开支持和援助印尼共产党，印尼共在国内与军方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在1965年造成“九三○事件”，意图消灭军方领导层的政变被军方压制，亲华的苏加诺总统被赶下台，印尼共被取缔，同时反华运动在其全国广泛兴起，直接导致了华人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和中国与印尼迅速转变为敌对关系，并使得中国在亚洲各国中的政治形象严重受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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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的冲击，就更是显而易见了。因为学国内反修防修、扫除封建残余，驻外使领馆人员及家属西装、旗袍不许穿了，陈设的字画工艺品统统被当成“四旧”破除了。就连外交部部长陈毅也都不得不跟着潮流开始大谈世界革命的使命问题了。他宣称：“中国革命胜利了，还要世界革命胜利，还有成千上万阶级弟兄受苦受难，我们还有国际主义的义务，还要把我们的力量百倍地加强”，我们不要“过那种和平共处……死水一潭（的生活）”。根据新华社短评关于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的号召，陈毅也明确要求驻外使领馆人员要“扩大主席思想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世界革命”。[59]强行宣传毛泽东思想，到处发送“红宝书”，在国外每逢正式场合便念“毛主席语录”，直至拦截国际列车宣传反苏，结果是引起了几乎所有驻在国政府的抗议和交涉，造成与一系列国家相互驱赶外交、新闻、技术人员和留学生，甚至引发了许多流血事件和排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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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时驻尼泊尔大使杨公素就曾回忆过当时中国驻外使馆受到国内运动冲击的混乱情况。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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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首先闹起“四大”，由该馆的武官作后盾，伙同一些下级外交官和事务工勤人员组成战斗队，贴大字报、“破四旧”、攻击大使章文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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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使馆一闹波及其他使馆，我们驻尼使馆也要闹革命，“搞四大”，先从“破四旧”开始。“破四旧”不只是破掉馆内现有的古玩、文物、字画，说通通是旧封建的东西一律要砸毁，还要对外交方面一些做法也要破，说尼泊尔国家贵族都是封建主义，要不理他们，使馆要同尼泊尔平民百姓交往。[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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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闹得最有声有色的是中国驻印尼代办姚登山，他先是在中国驻印尼使馆闹“文革”，后扩大到印尼华侨社会中去，造成中国驻印尼使馆受到印尼人的围攻和中国与印尼断交。姚因在这一过程中挨了打，反而成了“红色外交战士”，上了天安门，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鼓励。这自然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更加激进。据杨公素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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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7年初，中国因“文化大革命”，喊出了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把印度也算在各国反动派之列，国内造反派要打倒印度反动派，围攻印度驻华使馆，引起了印度的反响，于是印度出现了反华热潮，也围攻中国大使馆，打了大使馆人员。……在我们接待驻印使馆回国的二三十人时，我大使馆和援尼人员近百名拥至机场，要举行盛大的欢迎红色外交战士的仪式，要大闹印度驻尼使馆，要贴大字报和开反印大会。……最后在我的说服下，以我同意在他们欢迎时允许喊口号为条件，他们就不再开大会了。当飞机着陆时，我驻印人员下机时，由我去接他们，我驻尼人员列队高呼欢迎口号。原来说好不喊反印口号，但当时禁止不住，一时间反对印度反动派的口号声大起，我也无法禁止。这就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尼泊尔机场官员极为不满，印度大使馆马上向尼泊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我被召到尼泊尔外交部，由其外交大臣比斯塔向我提出不满和遗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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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外交事件，不能不提到1967年8月21日红卫兵火烧英国驻中国代办处。事情是由香港罢工引起的。香港左派人士用大陆“文革”的方式，手持《毛泽东语录》上街声援罢工工人，中国银行也参加到声援活动之中。因左派游行受到香港当局防暴警察的冲击，许多人被打伤，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所属港澳组与外交部领导层生怕犯反帝不坚决的错误，马上决定发照会抗议，同时在北京组织上百万人到英国代办处门前游行示威。中共香港工委也不能落后，马上动员和组织左派工会工人和在港中资机构人员上街，参加抗议斗争。《人民日报》更是不甘示弱，很快发表社论，不仅严词威胁，而且暗示收回香港。[62]广东地方军政部门也不能不马上行动起来，组织了一次有民兵和边防部队参加的军事行动，冲击港英边界，以显示不惜武力解决香港问题的坚强决心。所有这些举动，加上外交部向港英当局发出最后通牒，最终极大地刺激了北京各单位红卫兵组织的反帝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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