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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的冲击，就更是显而易见了。因为学国内反修防修、扫除封建残余，驻外使领馆人员及家属西装、旗袍不许穿了，陈设的字画工艺品统统被当成“四旧”破除了。就连外交部部长陈毅也都不得不跟着潮流开始大谈世界革命的使命问题了。他宣称：“中国革命胜利了，还要世界革命胜利，还有成千上万阶级弟兄受苦受难，我们还有国际主义的义务，还要把我们的力量百倍地加强”，我们不要“过那种和平共处……死水一潭（的生活）”。根据新华社短评关于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的号召，陈毅也明确要求驻外使领馆人员要“扩大主席思想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世界革命”。[59]强行宣传毛泽东思想，到处发送“红宝书”，在国外每逢正式场合便念“毛主席语录”，直至拦截国际列车宣传反苏，结果是引起了几乎所有驻在国政府的抗议和交涉，造成与一系列国家相互驱赶外交、新闻、技术人员和留学生，甚至引发了许多流血事件和排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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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时驻尼泊尔大使杨公素就曾回忆过当时中国驻外使馆受到国内运动冲击的混乱情况。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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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首先闹起“四大”，由该馆的武官作后盾，伙同一些下级外交官和事务工勤人员组成战斗队，贴大字报、“破四旧”、攻击大使章文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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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使馆一闹波及其他使馆，我们驻尼使馆也要闹革命，“搞四大”，先从“破四旧”开始。“破四旧”不只是破掉馆内现有的古玩、文物、字画，说通通是旧封建的东西一律要砸毁，还要对外交方面一些做法也要破，说尼泊尔国家贵族都是封建主义，要不理他们，使馆要同尼泊尔平民百姓交往。[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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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闹得最有声有色的是中国驻印尼代办姚登山，他先是在中国驻印尼使馆闹“文革”，后扩大到印尼华侨社会中去，造成中国驻印尼使馆受到印尼人的围攻和中国与印尼断交。姚因在这一过程中挨了打，反而成了“红色外交战士”，上了天安门，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鼓励。这自然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更加激进。据杨公素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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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7年初，中国因“文化大革命”，喊出了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把印度也算在各国反动派之列，国内造反派要打倒印度反动派，围攻印度驻华使馆，引起了印度的反响，于是印度出现了反华热潮，也围攻中国大使馆，打了大使馆人员。……在我们接待驻印使馆回国的二三十人时，我大使馆和援尼人员近百名拥至机场，要举行盛大的欢迎红色外交战士的仪式，要大闹印度驻尼使馆，要贴大字报和开反印大会。……最后在我的说服下，以我同意在他们欢迎时允许喊口号为条件，他们就不再开大会了。当飞机着陆时，我驻印人员下机时，由我去接他们，我驻尼人员列队高呼欢迎口号。原来说好不喊反印口号，但当时禁止不住，一时间反对印度反动派的口号声大起，我也无法禁止。这就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尼泊尔机场官员极为不满，印度大使馆马上向尼泊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我被召到尼泊尔外交部，由其外交大臣比斯塔向我提出不满和遗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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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外交事件，不能不提到1967年8月21日红卫兵火烧英国驻中国代办处。事情是由香港罢工引起的。香港左派人士用大陆“文革”的方式，手持《毛泽东语录》上街声援罢工工人，中国银行也参加到声援活动之中。因左派游行受到香港当局防暴警察的冲击，许多人被打伤，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所属港澳组与外交部领导层生怕犯反帝不坚决的错误，马上决定发照会抗议，同时在北京组织上百万人到英国代办处门前游行示威。中共香港工委也不能落后，马上动员和组织左派工会工人和在港中资机构人员上街，参加抗议斗争。《人民日报》更是不甘示弱，很快发表社论，不仅严词威胁，而且暗示收回香港。[62]广东地方军政部门也不能不马上行动起来，组织了一次有民兵和边防部队参加的军事行动，冲击港英边界，以显示不惜武力解决香港问题的坚强决心。所有这些举动，加上外交部向港英当局发出最后通牒，最终极大地刺激了北京各单位红卫兵组织的反帝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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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8月21日黄昏，外交部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限一到，红卫兵冲破士兵组成的人墙，涌入代办处，砸毁了室内所有东西，并放火烧了房屋。[63]长期以来，这种建立在阶级斗争思维基础上的，以“敢”字当头、“斗”字为先的革命外交的破坏力，至此达到了极点。新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也因之孤立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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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直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毛泽东被迫通过调整对美政策来牵制苏联，才逐渐地发生了某些改变。[64]然而，我们只要细心读一下毛泽东在被迫对美让步以达到缓和中美关系、联美制苏之际的种种内部讲话，我们就不难发现，毛泽东的思想方式仍旧是阶级斗争式的，或者说革命统战式的，离以国家利益为转移的灵活外交思维，还相距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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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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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不仅对新中国国内政治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新中国整个对外政策及其外交工作。所谓革命外交，其实就是这种阶级斗争观念的产物。其最简单的逻辑，就是按阶级关系来将世界一分为二，即一方面是代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与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势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非此即彼。而依据统战思维，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反动顽固势力的逻辑来划分，则可以按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结论和他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的说法，即将世界分成三类矛盾，即第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统治者与本国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第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或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按照这类矛盾的分法，则可以发展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争取和中立与主要帝国主义矛盾冲突的各种中间力量，在全世界范围组成统一战线，着重孤立和打击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力量。[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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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新中国的革命外交，多半就是按照毛泽东的上述所谓外交思想建构和实践的。走到极端时，就是简单的二分法决定一切，整个60年代可谓走到了极点。比较策略时，则注意到统战需要和争取中间力量，提出所谓中间地带说，包括将世界一分为三，提出所谓三个世界的观点，力图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70年代前半期，亦即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几年，中国的对外政策即呈现出这样一种高度重视对弱小和落后国家进行统战的新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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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新中国对弱小的和落后国家的统战工作及其同情态度，在一定时期和相当程度上为自己赢得过国际声誉，帮助新中国实现了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目标。但是，基于阶级斗争理念的革命外交思想，因为无法摆脱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看问题的思维定势，往往习惯于按照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来划分亲疏敌友。相信世界上真正站在自己一边的只能是有着相同阶级基础的共产党国家和被压迫的各国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相信在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与人民革命力量之间，必须要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人民革命；相信新中国就阶级本质或政治制度上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始终是敌人，对方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别有用心。结果，每当国际政治格局出现重要转折关头或中国面临严峻的外交形势时，它的外交抉择往往会剑走偏锋，直至使自己陷于严重孤立的局面，严重损害到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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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新中国建立之初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外交抉择，50年代中后期因不满和平共处而进行的外交转向，60年代初期以反修为主旨创立世界革命中心，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打倒国际帝、修、反”的旗号下全面输出革命的种种情况，我们理当对毛时代这种革命外交的思想和实践，有相当深刻的反省与反思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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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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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说还有个别著作对此有所讨论的话，那也是国外的学者。比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书就在第六、十一两章中描述了新中国外交早先所经历的曲折情况，并有所讨论。见该书第276—309、523—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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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为典型的是曲星著《中国外交50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的结语，见该书第605—610页。其他如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等，虽只叙述而无讨论总结，但叙述的思路也大体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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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研究者甚至断言：当年中国的革命外交政策，包括“用声援或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发达国家内部人民革命的方式，甚至用出兵、军援等军事斗争方式”去推动世界革命，通过外交人员去宣传鼓动所驻国家人民起来“革命”和直接参与所驻国的“革命斗争”，同样也是有利于和平的一种外交手段。理由是那个时代与今天不同，当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应该那样做。见罗燕明：《正确评价和总结新中国外交史》，当代中国研究所网，http：//www.iccs.cn/detail_cg.aspx？sid=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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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马门列夫：《和平共处的革命外交与“和平外交”》，乌有之乡网，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804/37884.html；《韬光养晦的外交就是在主子面前撒娇》，马克思主义评论网，http：//www.reviewing.cn/article/2009/0606/article_44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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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战略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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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如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和杨公素的《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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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沈志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关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几个争议问题》；《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见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史学月刊》2002年第11—12期；牛军：《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见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57—594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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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问友：《中国革命中之对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红旗》第5—6期，1930年8月19日；并见《柏山（即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国际指示的发言》，1930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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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1931年11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802—8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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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方面的电报及会议记录很多。如《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关于来石楼讨论外交等问题致博古电》，1936年3月2日；《王世英外交工作报告》，1936年3月；《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的战略部部署致朱、彭、任等电》，1937年9月17日，等，《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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