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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第292—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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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其中呼吁：“港九爱国同胞们……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社论），《人民日报》，1967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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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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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关于毛泽东在转向“三个世界”观点过程中仍旧不能不困惑于革命与妥协观念冲突的情况，可参见拙作：《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冷战国际史研究》（IV），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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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03、1191—1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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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170671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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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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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170671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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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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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曹仲彬、郑雅茹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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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一文发表后，有幸得到曹仲彬、郑雅茹两位先生的指正[1]，笔者特在此表示感谢。本来，学术研究就应当允许有不同意见和观点的直接交锋乃至争论，并通过这种在相互尊重对方研究的基础上的交锋和争论，来达到使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的目的。尽管，拙作只是有感而发的一篇小文章，曹、郑两位先生的驳论又只是就其中两个十分具体的史实问题提出异议，其看法也确有相当道理，笔者本不应作答，但考虑这一问题实因我们双方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而引起，使人们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可能会对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相互沟通有益，故冒昧再作此文，还望编者和读者谅解，并愿得到曹、郑两位先生的进一步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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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存在于史实而非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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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说明的是，拙作所考察的共产主义组织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而是“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曰早期一度“公开打出共产主义旗号”的“共产党”，这个“共产党”当然是打了引号的。关于这一点，相信曹、郑两先生都是了解的。问题仅仅在于，能不能把它们看成是早期的一种“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按照曹文的看法，这是不可以的，即使打引号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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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先生看来，是否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早期共产党组织，都必须具备几个条件。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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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必须有“原始资料证实”，而这些原始资料又必须是“像上海共产党、北京共产党小组、广州共产党等，有《中国共产党宣言》、《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这样有说服力的原始文件”，至少也必须是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马林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这样的重要文献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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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必须有“当事人的佐证”，而这种当事人又必须是像张国焘、陈潭秋、张秀熟这样的老中共党员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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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必须“符合党的早期组织建立的实际”，而这种“实际”又必须“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由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与俄共直接帮助下”，并“在上海共产党具体帮助指导下”。其关键则是“共产国际、俄国和上海共产党的帮助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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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必须“符合共产党的建党标准”，即“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暴力革命”、“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强调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强调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管理制度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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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曹先生是否意识到，你们这里所列举的这些条件，实际上是在拿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规定来衡量一切。也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在告诉读者，只有在今天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和中共早期参加者的回忆中提到过的，并且是直接得到共产国际、俄共以及上海共产党帮助和指导过的组织，才可以看作“早期共产主义”的或“共产党”的组织，除此之外，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不论是不是打引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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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曹先生观察问题的角度与笔者有很大的不同。这导致曹先生在讨论重庆“共产党”的问题时与笔者立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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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曹先生是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资料作为它衡量重庆“共产党”真伪存否的唯一根据，并以当时受到共产国际和俄共帮助指导的上海共产党对重庆“共产党”的了解及承认与否，作为认定其政治倾向的唯一标准。因此，曹先生全文都是在论证这个重庆“共产党”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他看来，只要能够证明它没有得到过上海共产党的承认和指导，就足以证明它不是“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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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曹先生是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活动来囊括一切共产主义思想及其组织在中国生长的全部历史过程的，他不相信在中国早期除了在共产国际和俄共指导下由陈独秀等人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有过其他什么人由于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曾经一度倾向过共产主义，并且一度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相应地组织过有关的组织和团体。在曹先生看来，如果有过什么“早期共产主义组织”，那只能是与共产国际、俄共和上海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并“在上海共产党具体帮助指导下逐次建立起来的”已经为人所熟知的那些“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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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看法与曹先生确有很大的不同。笔者在曹先生所提出问题的这一部分之所以列举了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几乎同时存在的几个“打出共产主义旗号”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其实只是想要说明一个观点，即“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确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如此，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也是如此。而曹先生却力图告诉我们，任何中国共产主义（或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都必须是在共产国际、俄共和上海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之下的，否则，就是不符合共产主义（或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实际”，即是不可能的。很显然，曹先生的这样一种观点，正是笔者所不赞同的。也正因为如此，笔者不能同意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资料和以它的承认与否来作为衡量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存在过与否的唯一标准，更不同意以有无共产国际和俄共的帮助指导来作为评价中国是否会发生共产主义运动和产生共产党组织的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