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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之间有没有分歧？当然有。正是这种分歧导致双方日渐走向对立。但是，他们之间有没有一致或接近之处？当然也有。否则他们就不可能一度“混同一起”。那么，他们之间根本的分歧是什么？那就是他们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方法和手段问题上根本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是如郑文所说的什么一方要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则主张废除国家、要求绝对自由和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类；而是一方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过渡时期，必须经过有国家起作用的、实行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另一方面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过渡，必欲立即推倒一切政府，反对一切强权，主张一步走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那么，他们之间的一致或接近又是什么？那就是，他们都渴望实现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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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曾经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理想，存在过某种程度的一致或接近，是不是有事实上的根据呢？郑文断言：他们“所信仰和崇尚的并非一个‘共产主义’，尽管从字面上看都是一个词”。她并举出李达的文章来证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承认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是“同志”。可是，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郑文作者本身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曾经一度在同一个组织中。既然曾经在一个组织中，难道不就曾经是“同志”吗？以后虽然分道扬镳，但李达也还是不能不承认他们是“朋友”。为什么是“朋友”？难道不就是因为他们有大体上接近的理想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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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其实只要多看一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就可以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很明白地告诉人们说：“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终极目的没有甚么两样。”[13]我们“并不是根本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我们“承认”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即“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是人类努力的最后目标”，“而且我们也是向这方面做的”，“共产主义非但不与这几条原理冲突，而且只有将这几种原理完全见诸实行，然后共产主义才算园（圆）满达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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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想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在理论内容上到底还是有很多差异的。但是，正如笔者在拙作中所说，由于人们这时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了解多半还只是一知半解，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很长时间不了解：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差异到底在哪里”[15]？这也是不足为怪的。甚至，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中还曾经有相当多的人是受到过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的，可以说，在他们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无政府共产主义还或多或少地曾经是他们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一种桥梁。考虑到这样一些情况，笔者不知道郑文作者有什么理由否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所信仰和崇尚的并非仅仅是同一个词，而且还是一种看起来十分相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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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如前所述，笔者所论述的还并不是郑文所说的那种明确作为中国共产党前身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而只是泛指“崇尚共产主义”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就他们中的多数而言，这种“共产主义”理想观的大体一致或接近，恐怕更是无可否认的。而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笔者把“无政府共产主义党”与“崇尚共产主义的团体”或“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归为一类，是否就一定是毫无道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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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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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别见郑雅茹：《对〈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的不同意见》，《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1月20日；曹仲彬：《重庆“共产党”辨析——与杨奎松商榷》，《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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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俞秀松和张太雷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1年；《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声明》，19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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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册（上），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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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即使我们照曹文的说法把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看成是无政府主义式的组织，也无法证明重庆是四川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因为从1921年无政府共产主义一派的《民声》杂志有关四川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报道看，四川无政府主义的活动比较突出的几个地方是成都、达县、泸州、合江、华阳等，而“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报告中提到的该组织的几个活动中心，大多数并不在内。见《民声》第34号，19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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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庆“共产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声称，它建立于1920年3月12日，有不到40个成员和60多个候补成员，并且在四川的5个城市都设有分部。见《关于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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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里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最高形式”的说法可能是作者的笔误，根据历次党章中的说法应当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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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见《舒米亚茨基给张太雷的信》，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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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见《舒米亚茨基给张太雷的信》，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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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1914年7月，《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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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上，并见《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7号，19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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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近代中国人物》第2辑，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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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郑文用来作为主要论据之一的就是《民声》杂志第30号关于《无政府共产党派与集产派之歧点》一文中的一段话，其中明确认为：“集产派”政治上之终极目的，“是保留统治权，变更贵族式的政治为平民式的政治”，经济上之终极目的，“是取所有属于资本家的生产机关而尽属于国家，则国家强迫人民从事于生产的劳动，而给以相当的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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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邓中夏：《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觉悟》，1922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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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T：《我们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月刊第5号，1921年3月7日；无懈：《夺取政权》，《共产党》月刊第5号，1921年3月7日；无懈：《我们为甚么主张共产主义？》，《共产党》月刊第4号，1921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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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邓中夏：《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觉悟》，1922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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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附：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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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共党史，必须研究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发生发展情况。但由于年代湮远，文字档案甚少，因此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至今尚不十分清晰。这里，笔者根据所接触到的史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几个史实问题作些考察，希望能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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