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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红军在对日作战中只能“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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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红军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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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红军的主要任务应当放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方面，而不应放在作战方面，“因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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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2—25日，毛泽东曾在张闻天的支持下，专门在陕北洛川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上述方针来统一党政军领导人的思想。从他的各种谈话和指示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国民党把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变为蒋之属下”，尤其是“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9]他坚持一要独立自主，二要只作山地游击战，中心的目的就是要“保存和扩大红军”。虽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等都坚持应当立即使主力部队投入战争，并相信红军能打大仗，不同意放弃运动战的作战形式，不同意警觉性过高，认为红军的保存发展也要靠打胜仗、树声威，但是，毛泽东、张闻天等还是用强有力的理由促使与会者通过了相关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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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理由是：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代表着“两种政策，两个前途”。要想使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去，就必须考虑到自身的情况，按照自己的步骤行进。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国民党催着红军上前线难免不会“含有恶意”和“阴谋”，“希望我们削弱、减少”。再加上蒋介石当时还没有承认改制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主力一旦离开陕甘，不仅“日本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而且蒋介石万一拒不承认中共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导权，届时势必进退失据。据此，会议达成的结论性意见是，基于革命的基本利益，为“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必须把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放在第一位。对日作战必须坚持游击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红军出动必须根据两党政治关系发展的情况，分批出发，出发后亦应首先着眼于发动群众和创造根据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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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毛泽东及洛川会议的方针虽然有不同意见，但随着蒋介石9月22日公开发表声明，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地位和基本上认可了中共主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现实，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猜疑明显减少了。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从苏联回国，带来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的方针，更进一步冲击了洛川会议的方针。在这一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政治路线，洛川会议的方针受到修正，但由于毛泽东主管军事，再加上日军推进迅速，中共军队很快变成敌后武装，亦只能背靠山地在敌后农村展开活动，因此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把主要的工作放在了发动群众和创立敌后根据地上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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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敌后农村异常空虚，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共军事主力，如八路军很快就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参战时的3.4万人，一跃而发展到12月的9.2万人。到1938年底，八路军已经发展到16万人。到1939年春，更发展到22万人。到1940年6月，连同1938年新改编的新四军，中共正规部队几乎发展到50万人之多。其控制范围，从陕甘宁辖区十几个县的范围，一下子扩大到了华北、华中和华东十个省以上的地域范围，尤其是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创立了大片的敌后根据地。[11]到1940年春夏，毛泽东就已经在“苦心思索”，年内如何再扩军30万，1941年争取达到100万，以及“中心点是二百万军队”的问题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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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兵力和地盘的急剧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刺激当政的国民党。还在1939年初，它就已经深感危机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共”、“限共”的秘密决定。之后，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接连出台了一系列“防共”、“限共”的重要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中共无限制地扩大军力和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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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共产党全面加以限制，两党之间的摩擦冲突自然会日渐加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到英、法与法西斯德国签订《慕尼黑协议》，祸水东引的刺激，苏联于1939年春开始把英、法等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转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德达成妥协，导致共产国际在欧洲实行的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基础的阶级统一战线政策发生转向。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原本就对国民党抱有强烈戒心的毛泽东的形势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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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民党突然加强“防共”、“限共”行动，国共关系骤然紧张，习惯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毛泽东，不能不怀疑蒋介石当局此举可能与国际政治的变化有关。他开始判断，国民党采取“防共”、“限共”措施，是追随英、法资产阶级政府反苏反共的结果。由于共产党从来相信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是必然的，毛泽东因而推测国民党“防共”、“限共”多半是它想要勾结日本或投降日本的一种预演。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国民党所以要加紧反共，“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不反共则不能投降”。他因此断言：“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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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必然叛变，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自然也就会进一步发生改变。一直到1938年底1939年初，即使毛泽东对蒋介石国民党始终抱有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出于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中共中央仍旧公开表示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主张与国民党“共同建国”。而进入到1939年夏季以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态度已明显地发生变化了。它先是提出“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斥责蒋介石宣扬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共产党坚持的才是真三民主义。接着，它干脆放弃了三民主义的争论，直接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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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初，毛泽东公开发表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该主张的核心之点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鲜明地排除了与代表所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继续合作建国的一切可能性，公开提出了共产党，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他宣布说：共产党今后将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政治地位的，由“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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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毛泽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新民主主义政权目标的几乎同时，国民党也进一步强化了“防共”、“限共”的军事政治步骤。这一年7月16日，国民党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强硬地提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限令中共将分散在华北、华中各省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种名目的武装力量，“扫数调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15]。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总长白崇禧更联名发出“皓电”，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所规定之本地境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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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毛泽东相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必然叛变；一方面，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又以如此强硬的方式硬要把中共军队驱赶到旧黄河河道以北直接处于日蒋夹击下的狭窄地区，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更加怀疑蒋介石可能怀有险恶用心。他在1940年秋天开始反反复复地猜度蒋介石这时到底是何意图居心，分析他到底是倒向英美集团的可能性大一些，还是倒向德意日集团的可能性大一些。到11月初，他最终认定蒋介石是准备投降日本，是“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之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为此，毛泽东一度甚至决定要组织15万精兵从华北打到国民党大后方去，以粉碎蒋的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17]此举虽因共产国际明确反对而未实行，但是，1941年1月新四军皖南军部在北移过程中被国民党军歼灭7000人的严重事变，还是促成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关系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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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发生后，尽管党内和莫斯科都怀疑蒋介石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可能性，但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坚信两党关系已无好转的可能。毛泽东为此与共产国际之间还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意见分歧。双方电报你来我往，互不相让。1月20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刚刚以私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劝告毛泽东继续利用日蒋矛盾，要求中共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与国民党关系，以免上亲日派的当。次日，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莫斯科提出了打通甘肃至四川，直捣重庆的军事反攻计划，明确询问斯大林可否在秋冬或明春给中共以直接的军事援助。[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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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月29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明确宣布：皖南事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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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决定显示，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另立中央政府，彻底否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了。毛泽东当天还专门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通告了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并要求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他坚称：我们不怕与蒋破裂，事实上，蒋介石迟早都会投降日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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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是建立在蒋介石集团准备投降日本，彻底丧失了联合价值的政治判断的基础上的。由于共产国际坚持表示质疑和反对，苏联从军事上提供直接援助的可能性不大，再加上2月以后毛泽东也了解到日军仍在大举进攻国民党军的情况，因此，基于实力对比和现实的考量，毛泽东逐渐调整了准备破裂的方针，又开始重提“中日矛盾仍属第一”，停止军事报复和进攻的计划，主张继续维持与国民党共同抗日的现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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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并无可能根本改变毛泽东对国共关系现状的看法。在2月初就形势变化起草的一系列中央指示电中，毛泽东仍旧强调，必须继续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承认其中央政府地位，给国民党政府的呈报一律停止，对方来件一律不复，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21]这一态度，也因蒋介石一直拒不承认中共提出的政治条件，甚至在军事部署威胁进攻延安而难以改变。故直到中条山战役发生，双方关系都没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诚如毛泽东在4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所说：蒋介石顽固派是统一战线中最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它们目前“既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作战……既要反共又不愿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我们的对策是革命的两面政策，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在当前的斗争中，必须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与统治中央政权的最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全面孤立和打击这一反动的顽固势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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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不难了解，在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国共两党关系正处在一个严重危机的时期，双方之间原本就缺少信任，因皖南事变发生，共产党对国民党就更是毫无信任可言。虽然中共在实力上还没有同时面对日本和蒋介石两个对手的可能，还必须要“利用日蒋矛盾”，因而在对蒋策略上不仅不能破裂，而且还要见机行事，有所缓和，但毛泽东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已经不再承认蒋介石那个中央政府，已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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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毛泽东看来，这个时候已经是“你一国，我一国”，你蒋介石政府的损失与我无关，因此，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共对国共关系的这一基本认识并不能发生影响。蒋介石对此也是心知肚明。蒋被迫取“激将”之法以要挟，毛坚持以我为主不为所动，均在情理之中。过于强调《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对国共两党在中条山战役问题上各自立场的影响，似无助于理解这个时候两党关系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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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的真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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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用来说明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即将发生之际，要求中共配合作战，是“一石二鸟之策”，举了两条史料以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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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5月5日日记所录：“蒋先生命（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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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5月8日日记中所记：“下午党政军联席会报，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吁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当时对刘为章甚有赞佩之意，后为章报告时，说明此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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