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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决定显示，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另立中央政府，彻底否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了。毛泽东当天还专门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通告了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并要求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他坚称：我们不怕与蒋破裂，事实上，蒋介石迟早都会投降日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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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是建立在蒋介石集团准备投降日本，彻底丧失了联合价值的政治判断的基础上的。由于共产国际坚持表示质疑和反对，苏联从军事上提供直接援助的可能性不大，再加上2月以后毛泽东也了解到日军仍在大举进攻国民党军的情况，因此，基于实力对比和现实的考量，毛泽东逐渐调整了准备破裂的方针，又开始重提“中日矛盾仍属第一”，停止军事报复和进攻的计划，主张继续维持与国民党共同抗日的现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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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并无可能根本改变毛泽东对国共关系现状的看法。在2月初就形势变化起草的一系列中央指示电中，毛泽东仍旧强调，必须继续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承认其中央政府地位，给国民党政府的呈报一律停止，对方来件一律不复，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21]这一态度，也因蒋介石一直拒不承认中共提出的政治条件，甚至在军事部署威胁进攻延安而难以改变。故直到中条山战役发生，双方关系都没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诚如毛泽东在4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所说：蒋介石顽固派是统一战线中最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它们目前“既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作战……既要反共又不愿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我们的对策是革命的两面政策，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在当前的斗争中，必须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与统治中央政权的最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全面孤立和打击这一反动的顽固势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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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不难了解，在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国共两党关系正处在一个严重危机的时期，双方之间原本就缺少信任，因皖南事变发生，共产党对国民党就更是毫无信任可言。虽然中共在实力上还没有同时面对日本和蒋介石两个对手的可能，还必须要“利用日蒋矛盾”，因而在对蒋策略上不仅不能破裂，而且还要见机行事，有所缓和，但毛泽东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已经不再承认蒋介石那个中央政府，已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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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毛泽东看来，这个时候已经是“你一国，我一国”，你蒋介石政府的损失与我无关，因此，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共对国共关系的这一基本认识并不能发生影响。蒋介石对此也是心知肚明。蒋被迫取“激将”之法以要挟，毛坚持以我为主不为所动，均在情理之中。过于强调《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对国共两党在中条山战役问题上各自立场的影响，似无助于理解这个时候两党关系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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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的真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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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用来说明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即将发生之际，要求中共配合作战，是“一石二鸟之策”，举了两条史料以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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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5月5日日记所录：“蒋先生命（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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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5月8日日记中所记：“下午党政军联席会报，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吁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当时对刘为章甚有赞佩之意，后为章报告时，说明此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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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则资料，所谈均为刘为章转述的蒋介石的意见，内容也基本一致。徐永昌记的是：要么中共出兵配合政府击敌，要么即是放弃抗日立场；唐纵记的是：如中共出兵协助抗敌，则“国之幸也”，否则显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意，“是自弃也”。这两条记述的字面意思应当不难理解，即政府希望中共出兵助战，以证其仍在抗日，否则即等于表示放弃抗日立场。用这种方式劝告中共配合作战，确有威迫之嫌，因此毛泽东称其为“激将法”，应当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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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从这一劝告中如何就能看出邓文所谓“如果中共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一石二鸟”的意思呢？尤其是，说让中共出兵，是意在要“消耗其实力”，实不知所据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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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两则资料中，唯一有所不同的，只是唐纵的记述中多了一句刘为章的提议，即：“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吁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发动各机关各团体促中共出兵抗日，充其量也只是“激将”之一法，与“消耗其实力”的推理似也不成逻辑关系。何况，唐所记为刘报告称，此一提议“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此一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呈请中共出兵的提议，是蒋的意思。相反，倒是可以看出，这是刘根据蒋嘱其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因而自己有此提议的。说中条山战役期间“策动社会舆论出面向中共喊话，其背后的操盘手……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亦恐未免有些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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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仅我们今天从字面上看不出蒋介石让中共出兵的意图中，有“消耗其实力”的意思，就是当年记述上述两段话之人，也没有听出蒋的这个意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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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听出的是，蒋介石这时因为害怕中条山作战失利，因而试图用这种方法逼中共出兵相助。故他在日记中颇不以为然，特别以两字表示反感，认为“错极”。其解释称：“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25]可知在徐看来，蒋这时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没有什么谋略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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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纵听到此话，和徐的感受不同，他是在心中感佩“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但这也不是邓文解释的意思。要知道唐感佩什么，则需要多读几则唐的日记，了解唐这段话究竟是佩服蒋的何贤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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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张厉行压制肃清之策，唐对此颇感担心，一直主张处理中共问题应“深思筹算”，“不能简单决定”。因而对蒋介石“想缓和中共的决裂”，极为赞成，叹其“谋国之心，亦良苦矣”。中条山战役开始前和战役开始后，唐还两度正式呈文说明反对从军事的角度来设计解决中共问题的办法，“主张政治斗争重于军事斗争，分化重于防制，（加强）宣传的战斗性以瓦解中共”[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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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不仅唐想不到用逼中共出兵以消耗中共的办法解决中共问题，而且在他心目中，蒋也不是如此“富于阴谋策略斗争精神”[27]之人。因此，他之佩服蒋在这一问题上之“贤能”，显而易见也不是因为蒋想出了什么“消耗其实力”的办法，而是蒋想到了唐苦心孤诣想要运用而不可得的“用政治方法解消共产党”的具体手法，即借助舆论使中共或不得不出兵抗战，或为保实力而冒失去公众舆论同情自陷于道德困境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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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蒋介石上述言论之人如此解读，那么提出这一做法的当事人蒋介石自己又是怎么考虑的呢？对此，邓文估计因缺乏材料，因而没有只言片语的说明。故这里需要就已知的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稍加梳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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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民党军史资料，国民党方面是在4月20日开始研究日军进攻中条山的危险局势的，蒋介石25日开始考虑加强中条山及洛阳、潼关防御工事问题，而有关军事部署是5月2日正式发出的。[28]从蒋日记看，他当天已经读到这一文件，并且注意到日军大规模增兵晋南，有渡河进攻洛阳、甚至西安的危险。但一连几天，蒋介石都估计，第一，日军“决心肃清我在晋各部队”；第二，“日军必不敢过河侵洛（阳）潼（关）”。因此，他的计划仍是如此前几次中条山抵抗日军进攻的办法一样，决定集中力量于晋南，与敌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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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探报得知，此次日军调动兵力极多，故从蒋介石到徐永昌等，都颇感紧张，担心这次作战未必能够保住中条山根据地不失，害怕再遭败绩。但蒋介石最初还是坚决否定了将晋南部队南撤过河的意见，他的态度是：“严令晋南各军团结一致，死中求生”，“虽被其歼灭亦所不畏”。当然，他在内心反复安慰自己的话是：“无论胜负，已尽人事。故此心泰然无惧，即使晋南失守，亦不过如此，并无妨碍我抗战之计划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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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战役发生前数日蒋日记所记情况，可知蒋介石这个时候确实陷于中条山保卫战的严重危机感之中。换言之，徐永昌的判断理当不错，即蒋介石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明知中共已经因皖南事变与中央政府撕破了脸，中央政府也一直没有改变中共军队必须按照“中央提示案”命令撤至规定的范围之内的要求，他却置中央政府的颜面于不顾，反过来想要求中共帮忙了。因此，蒋介石国民党这次在做法上固然是采取了用公众舆论来施压的所谓“激将”策略。但明眼人一望即知，蒋是在求中共出兵帮助减轻中条山失守的危险，而非真的是想要引诱中共出兵，利用日军来打击削弱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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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支持这一判断的，是这个时候饥不择食的还不仅是一个蒋介石，而是整个国民党高层，甚至包括理当亲共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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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徐永昌日记记述，5月7日下午日军开始发动全面攻势，8日下午刘为章提议用民意逼迫中共出兵援助，9日上午党政军会报中崔可夫也明确提出建议，主张立即下令让八路军出兵助战，以牵制进攻日军。会议当即决定两案：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名义下令并说明，日人乘我内部摩擦将侵及洛、潼，八路军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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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似乎只有徐永昌持有异议。他当场表示说：“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应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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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如此要求八路军出兵，不仅有碍中央颜面，而且自毁“中央提示案”与何、白“皓电”之明令，故当晚徐又专门打电话给蒋介石，强调说明：“共军之打敌与否，全视与彼有利与否，如其有利，我不要求彼亦打（开战前及开战初为证）。否则，乘我要求，答我以必打（其实是看我打，遇机尚要捡我便宜）而不打。事前是宣传，事后是要求。我必落个急时抱佛脚，事平不还愿。”他的意见，应告诉中共代表周恩来，前日要中共出兵之话是警告性质，同时亦不必令卫立煌指挥他们，以免自降身份，使中共自认奇货可居。他说：“我们真要对之妥协，亦必待敌人此次攻击过去平息后再与商讨，不应在敌人进攻时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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