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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发生时，除了国共关系已经严重恶化，双方还严重地互不信任，许多遗留问题都未解决，关系难以缓和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1940年秋冬华北八路军刚刚遭遇过“百团大战”的失利，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任何进一步刺激日军转向八路军的作战行动，都很难、也不可能表示赞同。因此，当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战役发生前的5月5日找到周恩来，要求八路军予以军事上的配合时，双方之间的这种交涉自然不会是顺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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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当时的电报可知，5月7日，日军开始发动进攻。次日，毛泽东就接到周恩来报来的国民党要求配合的消息。像以往处理类似问题一样，毛泽东的回答是很策略与灵活的，其答复是：“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进而，他即提出要求，即：（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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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答“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云云，一是蒋介石国民党是为抗战而求助于中共，自诩抗战最彻底的中共中央对此没有拒绝的道理与可能；二是国民党“游而不击”的批评以及苏日条约给中共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都要求中共不能简单地因不信任国民党而忽略国人的感受。但实际上，毛回电的核心之点，是在四项要求上，并非在“不成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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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周再电毛，汇报与国民党代表刘为章谈话情况，称刘为章声称，如八路军未与日军在华北妥协，就应发动攻势，牵制日敌云云。刘为章的话显然让毛泽东非常不满，他当即愤然复电称：“国民党现已大慌，却仍想用激将法使我为他拼命，所谓中共与日妥协一类鬼话可置之不理，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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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进一步印证了毛前日回电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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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国民党的“激将法”，毛泽东马上与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商量了应付的办法。中共中央当天将国民党要求配合作战的消息电告了前线将领，说明：“敌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南、西北交通线。对豫陕两方，闻（敌）调动兵力在四个师团以上，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毛泽东在电报指示中说明：“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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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是毛泽东这时对“不成问题”的“配合作战”的具体考虑。当然，毛并不反对采取一定的作战行动，但他明显不主张部队向外采取进攻性的、直接配合中条山战役的作战行动，而是特别说明，这种配合应“按当地情况许可”，以“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为条件。只是“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所谓接近豫陕地区，指的是晋西南，即靠近陕甘宁边区的黄河以东的区域。要求部队在这个地区与友军配合作战，与其说是配合中条山战役，不如说是毛注意到日军有渡河攻陕的危险，因而要求注意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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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彭德怀，也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由于卫立煌与中共有特殊关系，因此，毛泽东专门针对卫电指示彭德怀，告诉彭如何妥善应对。他要求彭在回复卫立煌时，应“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岳两线者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计划拟好后不急于告卫，但先复卫一电告以自当配合作战之意以鼓励之，仅在其催促时再以计划告他。另以一电给卫，请其转陈重庆速发饷弹”[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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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仍可清楚地注意到毛泽东“配合”的主要着眼点，可以准备作战，但作战目的为的是巩固自身根据地，在其他区域虽也可一并做一计划告诉卫，事实上却“只做样子，不应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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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及11日，周恩来接连来电汇报刘为章及蒋介石谈话内容。同时，周亦转告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的劝告，要求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说非如此不能争取民心，且如此还可乘机向蒋要饷。[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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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得知崔可夫也出面干预，更为不快。两天后，他措辞严厉地指示周恩来，要他转告崔可夫说：两年半来，国民党打日本打得很少，前年冬季攻势以来就没有打什么仗，而“我党对日则无日不战”，“要告诉总顾问，要他不要随便乱说。国民党至今还说我军游而不击，甚至说我对日妥协等鬼话……我们决不为这些鬼话所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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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度告诫说：“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考虑到不打一下不能平息各方疑问，毛泽东这一天首次提出了针对中条山战役作一配合的建议。他提出：“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但他的关注点也仍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有关。他说明：日军沿黄河增兵甚多，飞机亦有增加，并备有皮船多只，扬言渡河，沿河民众甚为恐慌，西安粮价亦猛涨，西安人心惶惶，正疏散和转移中。故“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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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国民党及中间派的批评质疑已经沸沸扬扬，毛泽东因此特别注意到加强宣传策略的运用了。他专门电告八路军驻西安和洛阳办事处负责人称：请“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惟饷弹两缺，希望政府接济”[45]。他同时也致电彭德怀、左权，要求八路军“总部应与蒋介石、徐永昌、卫立煌、阎锡山通报，不断告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表示我军热心配合作战，并向他们请示，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好转”[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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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条山战役进行仅几天时间，国民党守军的防线即被攻破。到5月中旬，守军已被敌分割全面溃散，再未形成成建制的有效抵抗。日军很快就进入到篦梳扫荡阶段，蒋介石也已下令部队撤离中条山。而八路军的配合作战部署还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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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彭德怀制定好了配合作战的具体部署，计划用小部兵力在晋东南加以“配合”，对外宣传则说大部，实际主力仍集中整训。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等18日联名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同时也解释了目前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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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称：“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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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等指示称：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电报特别附上了周恩来转报的苏联顾问的意见，但指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47]正是在此方针下，华北八路军的部署是，主力休整，以一部相机配合友军作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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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有组织的抵抗到这个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因此，八路军虽有一部之配合计划，但并未实际发生战役配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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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中条山战役中被聚歼十余万人，国民党方面自然会迁怒于八路军的不配合。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后以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谈话，暗示“八路军坐视不动”[49]。但中共中央这时对日军事方针已定，因此除多发战报、着力影响舆论外，并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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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这时的基本军事方针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后应采取“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为此，应避免“单纯的军事斗争”和“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要“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反对“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转弯的办法”，以免“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和“造成群众的恐惧”。[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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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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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发生在一个月之后的中共与苏共之间几乎一模一样的意见纷争，可以更进一步证明中共对中条山战役的策略，并非纯粹是对国民党的，而是毛泽东一贯军事斗争思想的一种体现和他坚持革命功利主义的一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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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瞬间爆发。苏联军方因为担心与德、意结盟的日本会与德国配合，对苏联实行两面夹击政策，因而战争爆发后不久就专电要求靠近外蒙古的中共八路军在军事上采取牵制日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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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苏联方面的要求后，即电告彭德怀称：“当日寇举行反苏战争之危险时，情报与破路二事甚为重要。”“望即准备一个计划，目的在拖住敌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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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拖住敌人”容易被理解为要作战的意思，故中共中央7月2日再电彭德怀，特意叮嘱说：“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如日本攻苏……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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