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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这时的基本军事方针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后应采取“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为此，应避免“单纯的军事斗争”和“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要“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反对“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转弯的办法”，以免“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和“造成群众的恐惧”。[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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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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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发生在一个月之后的中共与苏共之间几乎一模一样的意见纷争，可以更进一步证明中共对中条山战役的策略，并非纯粹是对国民党的，而是毛泽东一贯军事斗争思想的一种体现和他坚持革命功利主义的一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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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瞬间爆发。苏联军方因为担心与德、意结盟的日本会与德国配合，对苏联实行两面夹击政策，因而战争爆发后不久就专电要求靠近外蒙古的中共八路军在军事上采取牵制日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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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苏联方面的要求后，即电告彭德怀称：“当日寇举行反苏战争之危险时，情报与破路二事甚为重要。”“望即准备一个计划，目的在拖住敌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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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拖住敌人”容易被理解为要作战的意思，故中共中央7月2日再电彭德怀，特意叮嘱说：“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如日本攻苏……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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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崔可夫再度转达苏联军方的情报，催促八路军加紧行动。毛泽东6日回电，对此一情报颇表怀疑，称：“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53]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开会研究了配合作战的问题，仍决定只限于在情报与破路两件事上予以配合。会议决定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某些在华苏联友人希望我军目前即发动向日寇的进攻，而不认真注意积蓄与保存在将来日攻苏时与苏配合作战的力量，这是有害的见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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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顾虑其实和在中条山战役配合国民党作战问题的顾虑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八路军现状的担心。这时，中共中央“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业已确定，那就是“熬时间，储力量”。在武器装备等技术条件没有改变之前，尽量不用积极的军事行动刺激敌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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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考虑。他说：“自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事，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因此，“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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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毛泽东对配合苏联作战问题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不论日军攻苏与否，中共都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作战行动予以牵制。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地领导人说：“如日冒险攻苏，我之方针并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装备未改变前仍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目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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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毛泽东和以往历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区别之明显，一目了然。他显然没有把苏联的存在看成是中国革命存在和成功的前提，更不认为苏联才是自己唯一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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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并非不关心苏联的死活。毗邻的苏联的存在对于中共革命意义之大，没有哪个共产党人不清楚。仅仅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就一次性地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100万美元的援款。[58]这种无偿的、每次需要申请的临时性的援款，虽然不及苏联政府给国民党政府贷款的数量大，也不像过去按预算逐月提供经费那样解决问题，但是，它的象征性意义却十分重大。因为这清楚地表明，苏联无论多么需要蒋介石领导中国进行抗日，但它终究还是无法相信蒋介石，而必须支持和寄希望于中共。毛泽东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也深信中共革命本身的发动和任何一种进展，都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但问题在于，在他看来，无论苏联多么重要，和中共自身的利益相比，苏联的安危都是第二位的。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苏联即使在对德战争中会遭遇到失败，相对于苏联深厚的国力和广阔的领土，再加上英苏结盟和美国参战，最坏也不过就是“变为长期战争”，“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59]；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和日本两个强大的对手，弱小的中共如果遭遇失败，那就注定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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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赖以为自己事业依靠和支撑的苏联尚且是如此态度，又何况对自己事业上的敌人国民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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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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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条山战役，当年也称晋南战役。但因为中共解放战争期间也打过一场晋南战役，为避免混淆起见，这里仍用中条山战役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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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仅见刘贵福在《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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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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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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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社评），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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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毛泽东关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的态度致彭雪枫电》，1937年8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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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致朱彭任周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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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3、53—5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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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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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泽东关于军事和外交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7页；《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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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南方局致中央及前总电》，1939年11月14日；《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抗战政策的报告提纲》，1940年6月25日。并见《中央关于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给南方局的指示》，1940年1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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