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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有计划地配合友军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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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给伍云甫、袁晓轩两处长电》，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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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第10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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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方针问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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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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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见《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29日、3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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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12—220页；《毛、朱、王、叶对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政策的指示》，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8—6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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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毛、朱、王、叶关于情报与破路事致彭德怀电》，194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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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毛、朱、王关于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7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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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毛泽东关于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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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指示的决议》，1941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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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1941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82—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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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毛泽东关于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1—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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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仍应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关于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致黄克诚、刘少奇电》，1941年7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6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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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就已知莫斯科自1936年底至1945年抗战结束的档案文献记载，在此期间莫斯科提供给中共无偿援款应不少于500万美元。转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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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仍应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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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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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刘统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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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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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是否向中共提供了军事援助、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个问题历来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引人注目，却又长期得不到确切答案的问题。而在我们自己避而不谈的时候，我们却无法避免苏联公布它所掌握的资料，更无法避免中国和世界的读者会去相信它的资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一些回忆录的出版和一些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已经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当年曾担任过东北局重要领导人的陈云也曾公开表示过不能因为强调自力更生，就否认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过重要帮助的意见。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的胡乔木也肯定地说：当时“苏联在东北和我们配合默契，实际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1]。但是，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50多年，广大读者，甚至是多数研究者，还是无法接触到中国方面保存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资料。由于看不到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又不能全面掌握苏联的相关档案文献，今天的人们，无论在中国、在外国，自然也还是只能主要依据一些零星的资料来分析和认识这段历史。笔者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以下简称《恩怨》）一书中，就是把中国方面披露的片断的文献史料与苏联披露的总体援助数字的文献档案结合起来，讨论这段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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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是研究军事史的专家，当然更不是专门从事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的专家。根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档案文献与回忆资料，对这一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作出自己的说明和判断，不过是想从尊重客观事实，和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作些学术探讨。而研究的结果，笔者既不赞成抹杀苏援的存在，也不赞成夸大苏援的作用。笔者的结论很清楚，即：第一，不能否认战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了中共很大的帮助，包括军事上的援助；第二，这种帮助和援助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它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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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这一研究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和关注，也引起了专门研究这一时期军事问题的刘统先生的重视，并且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刘统先生的文章[3]（以下简称刘文）能够引用少量的档案资料，且注明了出处，这至少较过去有关的军史论文多了一些可信性，也为其他研究者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以参照的依据。就这点而言，刘文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在读过刘文之后，笔者却发觉刘文并非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来讨论问题，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带着一种批判的意味，将笔者的努力一概否认。关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在结语中坦率地表示，他写此文其实是想告诉读者，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的有些说法，同那些传记文学的作者一样，也犯了“热衷于编造‘秘闻’”的错误，“缺少严肃的治学态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国外资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论点，来获取社会轰动效应”[4]。由于刘文的这种讨论已经超出学术范围，不仅涉及刘文自己所说的所谓基本治学态度问题，而且涉及学术评论乃至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因此笔者非加辨正不可。尽管，这多少让人有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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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文讨论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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