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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毛泽东关于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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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指示的决议》，1941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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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1941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82—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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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毛泽东关于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1—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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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仍应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关于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致黄克诚、刘少奇电》，1941年7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6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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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就已知莫斯科自1936年底至1945年抗战结束的档案文献记载，在此期间莫斯科提供给中共无偿援款应不少于500万美元。转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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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仍应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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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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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刘统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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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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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是否向中共提供了军事援助、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个问题历来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引人注目，却又长期得不到确切答案的问题。而在我们自己避而不谈的时候，我们却无法避免苏联公布它所掌握的资料，更无法避免中国和世界的读者会去相信它的资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一些回忆录的出版和一些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已经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当年曾担任过东北局重要领导人的陈云也曾公开表示过不能因为强调自力更生，就否认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过重要帮助的意见。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的胡乔木也肯定地说：当时“苏联在东北和我们配合默契，实际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1]。但是，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50多年，广大读者，甚至是多数研究者，还是无法接触到中国方面保存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资料。由于看不到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又不能全面掌握苏联的相关档案文献，今天的人们，无论在中国、在外国，自然也还是只能主要依据一些零星的资料来分析和认识这段历史。笔者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以下简称《恩怨》）一书中，就是把中国方面披露的片断的文献史料与苏联披露的总体援助数字的文献档案结合起来，讨论这段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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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是研究军事史的专家，当然更不是专门从事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的专家。根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档案文献与回忆资料，对这一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作出自己的说明和判断，不过是想从尊重客观事实，和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作些学术探讨。而研究的结果，笔者既不赞成抹杀苏援的存在，也不赞成夸大苏援的作用。笔者的结论很清楚，即：第一，不能否认战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了中共很大的帮助，包括军事上的援助；第二，这种帮助和援助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它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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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这一研究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和关注，也引起了专门研究这一时期军事问题的刘统先生的重视，并且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刘统先生的文章[3]（以下简称刘文）能够引用少量的档案资料，且注明了出处，这至少较过去有关的军史论文多了一些可信性，也为其他研究者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以参照的依据。就这点而言，刘文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在读过刘文之后，笔者却发觉刘文并非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来讨论问题，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带着一种批判的意味，将笔者的努力一概否认。关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在结语中坦率地表示，他写此文其实是想告诉读者，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的有些说法，同那些传记文学的作者一样，也犯了“热衷于编造‘秘闻’”的错误，“缺少严肃的治学态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国外资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论点，来获取社会轰动效应”[4]。由于刘文的这种讨论已经超出学术范围，不仅涉及刘文自己所说的所谓基本治学态度问题，而且涉及学术评论乃至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因此笔者非加辨正不可。尽管，这多少让人有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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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文讨论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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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学术讨论，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实事求是。这就要求讨论者清楚地了解对方所想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根据对方的确切意思来讨论问题，不能生吞活剥、张冠李戴，更不能搞莫须有和想当然。而刘文开篇的四段话就离开了这一最基本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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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开篇四段话，第一段是介绍笔者《恩怨》一书中关于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的“论断”和引用的苏方资料。作为讨论问题，这是一种常见的切入方式，确有必要。第二段用“这个观点不是杨奎松先生的首创”，引出《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关于“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观点和苏方资料，文字上虽可斟酌，两相映照亦不为过。而第三段所谓“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持这种观点”的引语，就颇让人疑惑作者的目的所在了。显然，纯粹从学术角度讨论问题，提出第一段内容即可，补充第二段之情况加强讨论之力度也属正常。但随后举出“台湾国民党”的观点，就不仅是画蛇添足，而且多少让人怀疑作者的目的了。很明显，加上第三段，即使按照刘文自己的逻辑都不通。因为，按照刘文第四段紧接着得出的结论，即所谓上述三段“三方面的观点的依据其实都来自苏方的资料”云云，细心的读者一望即知，那个“台湾国民党”方面参与接收东北的某官员回忆当年目睹苏军后撤时向佳木斯运送武器的例证，与几十年后公开的苏方资料根本不搭界。说它“其实都来自苏方的资料”，纯粹是“霸王硬上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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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开篇四段，其实用的是一种归谬法，先把笔者的观点一步步归入应当否定批判的谬误之列，然后再一语定性。其定性的话也在第四段中，形式上是一句质问，即：“东北解放战争真的是依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吗？”弦外之音十分明白，那就是：笔者、苏联、国民党，其实都是一个观点，即都认为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把笔者的观点同苏联的观点相提并论，给人印象如何不难想见；再把笔者的观点等同于台湾国民党方面的观点，其效果更可想而知。但问题是：笔者何时何地说过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呢？刘文很清楚笔者的“论断”：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如果不是故意曲解，大概没有谁会认为这句话与“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在语义学上是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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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上有异议，提出来讨论，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对历史资料的判断和理解，对历史事实的认知，经常可能会有差别甚至不同。通过学术讨论，达到相互切磋、取长补短、深化研究的目的，是十分有益的。但许多年来，人们似乎习惯了简单的批判，对正常的学术讨论反倒有些陌生。笔者欢迎刘统先生真正从学术角度商榷问题，尤其希望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一时期军史档案的刘统先生，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的精神，勇于面对苏联援助的这段历史。不是随意举出一个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底东北野战军[5]武器数量之差，然后不加分析地告诉人们说苏军援助微乎其微，而是要依据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全面地进行分析考证，具体地告诉读者：苏联当年究竟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些援助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苏联档案或俄国档案所举出的援助数字，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查证的，哪些是不大可信的，需要订正。显然，如果刘统先生不相信苏联提出的援助数字，就应该从事这样具体深入的研究工作，而不是轻率地断言说那些讲到苏联援助的资料和观点都是编造的“秘闻”，坚持认为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的加强与苏联的帮助根本没有多少关系。其实，历史研究的常识是，肯定容易否定难。一条史料就可以言其有，上百条史料也不能轻信其无。何况，有关这一时期苏援的史料已经披露者就不止十件八件，怎么能轻率地罗列几条没有得到或很少得到苏援的资料，就断言当年苏军既没有留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予什么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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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文中的史料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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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研究上，任何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取决于对史料的掌握程度，其次则取决于对史料分析和运用的水平。由于无法接触到某些史料，以致对其他一些史料过于相信，造成偏听偏信的情况，这在历史研究中是一种可以允许的错误。但刘统先生以其特有的专任军史研究工作者的身份，在不少涉及苏援的档案文献已经公开、不少提及苏援的回忆录已经出版的情况下，不能说不了解相关的史料。一方面有条件接触和了解更多更全面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一方面却任由主观印象驱使，为我所用；一方面批评别人不该根据片面的材料提出“惊人”的论点，一方面自己却以偏概全，无视史料运用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就是不应出现的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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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刘文为我所用，以偏概全，有什么根据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刘文所说的情况，与《恩怨》一书中的相关内容略加比照就可以看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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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讲贝鲁罗索夫中校到延安与中共中央交涉，刘文只讲贝鲁罗索夫正式传达的关于在苏军退出之前，蒋军及八路军目前均不应开进满洲的原则要求，却不讲在当晚非正式谈话中，贝鲁罗索夫表示只要不用八路军、共产党的名义，不打旗号，不与苏军接触，一切好办的意见，和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满洲就近交涉，协调行动的建议。给人印象，不仅“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而且刘少奇等匆匆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贝鲁罗索夫飞往沈阳，得出目前是“千载一时之机”的重大判断，进而制定十万大军开赴东北的重要战略部署等，都是在苏军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做出的，是受了陪同贝鲁罗索夫到延安的曾克林“非常乐观”的汇报的假象所蒙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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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讲彭真一行和各部队赶至东北，刘文只选用彭真9月21日电和黄克诚11月25日电，及彭真12月30日电，偏偏对《恩怨》一书中举出的东北局10月4日、5日、25日、28日致中共中央各电只字不提。给人印象，中共军队最终只得到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步枪12000支，机枪300挺，六五子弹500万发，七九子弹40万发，三八子弹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97架日本飞机和皮鞋、帽子、大衣各万余。这点儿武器实在是“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日军武器库的装备都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苏联”。至于10月间东北局报告的苏军决定提供的那些武器弹药的情况，对刘文好像不存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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