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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博伊科：《解放使命》；伊·柳德尼科夫：《穿越大兴安岭》，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编：《在中国道路上（1937—1945）——回忆录》，莫斯科，1989年，第302—303、336—337页，转见薛衔天等：《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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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辽沈战役》（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25—6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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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肖华致陈、黎、舒并报东北局、中央电》，1946年5月28日、6月15日、6月23日、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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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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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第427—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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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转见万年：《解放军中解放军战略猛增的背后》，《海事大观》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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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有关这一数字，国防大学教授徐焰估计为四五十万支枪，各种炮不下2000门。转见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战略家网，http：//www.laocanmou.com/zj/lswh/zg/jkgd/xy/lsyj/201102/zj_20110228112525_4.html，2011年7月18日；中原工学院副教授李长林估计为30万支枪，各种炮1600多门，坦克20辆左右。李长林：《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网友清风堂主估计步枪最少三四十万，最多四五十万，机枪1万余挺，各种炮约2000门，坦克约100辆，飞机约一二百架。《苏联援助东北共军武器数量之初步探讨》，敏思博客，http：//blog.stnn.cc/guxing/Efp_Bl_1004584155.aspx，2011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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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东北局关于华北战场与东北战场等问题的报告》，1946年9月9日；《林彭高陈对目前形势与今后任务的意见》，1946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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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参见《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8月最后战役前实力统计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东北军区司令部1949年10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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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附：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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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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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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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杨奎松先生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以下简称《恩怨》），其中第八章中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依据，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解放战争中，“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个论点，作者在注解中引用了苏联方面的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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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不是杨奎松先生的首创。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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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持这种观点。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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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方面的观点的依据其实都来自苏方的资料。东北解放战争真的是依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吗？为解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我们现存的历史档案中去寻找事实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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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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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5年9月到1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各解放区部队陆续进入东北的初期阶段，不断受到苏联东北占领军的限制和排斥。苏联方面反复无常的态度，给东北野战军开辟东北根据地的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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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即决定各解放区部队全面出击，迅速扩大解放区。冀东军区李运昌部队和山东军区万毅部队奉命进军东北。9月5日，冀东第16分区曾克林部率先进入沈阳，开始扩充部队，搜集武器。短短几天便收编了万余人，获得了大批日军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但由于苏联政府与国民党当局签有条约，中共军队的行动很快就引起了苏方的不安。9月14日，苏军驻东北最高司令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联络官贝鲁罗索夫中校与曾克林一起乘飞机去延安与中共中央交涉。苏军方面的立场是：“（苏联）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苏联）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人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当时，苏方的态度是严守中立，并未给中共方面任何优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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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曾克林在向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汇报时，将东北情况说得非常乐观。据中共中央9月16日给各解放区的情况通报中引述曾克林的话说：“曾克林部队现已发展为2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曾率4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4000人，并收编保安队万余人。”“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数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红军不允许八路军及中央军进入满洲，但我们个别同志及我们部队不用八路军番号者，都可帮助并委任为卫戍司令、市长及其他重要职务，因而得以控制资财及发展武装。”“现在满洲最自由，一切人只要不带武器，不用八路军、共产党番号，即可自由进入满洲，乘火车不要买票。”[3]曾克林的汇报使中共领导人非常兴奋，9月15日当天即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派彭真、陈云、伍修权等随苏军代表一起乘飞机去沈阳。彭真等走后，刘少奇向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汇报了情况，并称这是“千载一时之机”。随后，刘少奇还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各解放区，抽调部队和干部轻装前往东北接收武器，开辟根据地，掀起了十万大军开赴东北的重大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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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等到达沈阳后，发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情况也根本不像曾克林所说“枪支弹药可以随便拿到”，而是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日军武器库的装备都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苏联。9月21日，彭真电告中央：“现在我看守下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六五子弹500万发，曾在延报告数不确。”“绥中飞机已被苏军搬走，沈阳南机场确有27架双引擎日本烂飞机，及十余个大零件库，但修理不可能。沈阳西机场有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无点滴汽油，目前对我全无作用。”他表示：“将来能否取得大批武器，还是个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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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各解放区进军东北的部队已经上路。因上级说到东北可以领到新武器装备，许多部队出发前将重武器留给根据地兄弟部队，只带了少量枪支弹药。当1945年底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时，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武器可资补充。此时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已从秦皇岛登陆，向锦州、沈阳步步逼近。而苏方为了履行与国民党的约定，于11月19日强迫中共东北局离开沈阳，并规定中长铁路沿线城市全部交给国民党当局。为此，中共中央被迫改变策略，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放弃对大城市的占领，在农村开辟根据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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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方许诺的援助落空和对中共的排斥，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三师是进军东北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主力部队，11月25日到达锦州附近时，黄向中央报告情况说：“部队50多天行军，极疲劳。自华中及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到东北背好武器等乐观心理。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极大影响。”[6]当时各主力部队都寄希望于李运昌部，李运昌部奉命将沈阳获得的武器运往锦州，补充主力部队。但是李运昌的新部队在国民党军到来之前即发生叛变和逃亡，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12月30日，彭真向各部队通报：东北局组织李运昌部“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40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皮鞋、帽子各3万，大衣1万，棉裹腿10万。另由北面运去12000支步枪，机枪300挺”，“自离沈阳并把物资西运后，总部已空无所有”。但是各部队并没有得到，经调查后李运昌承认：“由叶柏寿及马三家运锦之枪弹物资，在中途就被别人取用，无可靠部队押运，到锦已非原数，又未查清。当时山海关失守，文年生、黄永胜两部枪未得手。又应付战斗情况，曾发机、步枪2000余支，其他物资本来准备全部补充黄（克诚）梁（兴初）师，后因该部未到，锦州已失，大批物资（7列车）又运回朝阳、北票，为人又偷去、私拿一部。”结果，黄克诚师实际得到的武器是“仅补充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国夫）师、梁（兴初）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7]。这种情况，当时被称为“老兵老枪，新兵新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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