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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中共方面究竟从苏联和朝鲜购买了多少武器，至今尚无确切的统计，但绝不会有苏联方面的资料说得那样多。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考证一下东北野战军各时期武器装备的统计。1946年5月底退到北满时的实力统计为：人员324571人，长枪160881支，轻枪机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1947年4月夏季攻势前实力统计为：人员462867人，长短枪237910支，轻机枪7768挺，重机枪1495挺，各种炮1219门，坦克25辆。[22]这期间野战军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缴获不是很多。除去剿匪所得、各部搜集修复补充的武器，数字间的差额中应有一部分是从苏联购买和朝鲜援助的武器。这个差额，与《恩怨》一书中列举的数字依然相距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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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用了这么多笔墨，究竟想说明什么问题呢？笔者感到：近年来关于中国革命和领袖题材的作品甚多，但有一股不正之风。有的作者不去认真研究历史，不注重史实的考证，热衷于编造“秘闻”，任意发挥，伪造或歪曲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历史。对于那些所谓“纪实文学”，不值得我们花费精力去评论。因为它是演义和野史，不属于历史著作的范畴。但是目前学术界也有人缺少严肃的治学态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国外资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论点，来获取社会轰动效应。这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和革命史都是有害无益的。笔者赞同金冲及先生在《恩怨》一书序言中说的话：“研究历史，有两点是必须做到的：一是尊重客观事实，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两点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客观事实本身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如果把事情看得很简单，不进行具体分析，就很难做到符合客观事实。”本文力求做到符合客观事实，愿与杨奎松先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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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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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时雨：《东北接收三年灾祸罪言》，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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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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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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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军委一局电报汇编》，1945年9─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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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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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军委一局：《东北我军行动部署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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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四野战史编辑室编：《四野战史资料汇编》，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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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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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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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朱瑞：《东北炮兵建设概括报告》，194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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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军工部工作情形汇报》，194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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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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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连军事工业报告摘要》，194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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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东北局致中央的报告》，194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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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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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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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当代中国空军》，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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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刘亚楼：《在四野战史编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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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四野战史编辑室编：《四野战史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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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王首道：《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及财政经济工作》，《辽沈决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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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辽沈决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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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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