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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斯大林有过的解释，中国革命早在1927年就已经经历了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全过程了。如今，尽管否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作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显然仍旧不出“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范围。而他所以强调未来国家政权还只能是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四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自然还是对当时的力量对比深思熟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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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毛泽东这个时候发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未来政权的领导力量时，还只能用“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这种不十分有把握的措辞，几年后即将此段大加修改，删去“或参加领导”的字样，加上新中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这种毫不含糊的语句，不难看出，他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观时，虽然有志于取代蒋介石国民党，但考虑到革命的阶段性，和自身力量的局限，他对斗争目标的设定仍相当谨慎。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即使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敌后根据地陷于严重困难，我们还会看到，毛泽东愿意与国民党中央缓和关系的表示，包括请国民党代表转话给理论上已经被排除在统战对象之外的蒋介石放心，说什么：共产党愿意“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共产党并不主张马上搞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绝“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而会在他们之后”，因为“现在无条件”，等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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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一个时期之后，特别是看到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军队发动的新攻势面前一败涂地的窘状，长期坚持敌后并深受新民主主义前途鼓舞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更加鄙视，相信国民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恰在这时，美国官方又通过派遣观察组等形式表示了对共产党力量的重视，这自然激起了毛泽东决心打破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强烈愿望。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并没有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当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向毛泽东透露美国政府有意促使国民党放弃一党统治，建立联合政府的消息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延安的领导人对提出这种等于公开否定国民党政府正统地位的斗争口号是否明智，还十分踌躇。直到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炮打响，毛泽东才转而承认自己估计不足。[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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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越是接近抗战胜利，毛泽东就越是希望能够尽快出现革命的变化。因此，联合政府的口号未必是共产党人最理想的选择，毛泽东就明确讲，它其实还只是一个最终走向革命的过渡性的口号。但问题是，至少两大因素制约着共产党人提出更为激烈的斗争口号和斗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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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仍是力量对比。比如毛泽东在谈到目前还不能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时，就明确讲过，“日本人还在前面”，“外国人还要他”，“群众还未觉悟”，“他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如此等等。这就如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当初犹豫要不要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时的情况一样，不管他们怎样看不起蒋介石国民党，具体比较起来，他们还是不能不承认，哪怕只是革命的色彩浓了一点，力量对比仍肯定对自己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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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马列理论和苏联经验的制约。毛泽东是熟读过列宁的《两个策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他很清楚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的道理。对俄国，列宁尚且抱怨资本主义太少，断言即使民主革命能够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来实现，也不过是“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更何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毛泽东所谓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无条件”，所谓英、美、德、日将会走在中国前面，根本上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大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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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44年8月见到美国人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向来访的美国记者许诺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所有这些，说到底都是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这个目的。因为他这时的确相信列宁的过渡观点，认为美苏合作的情况下，战后中国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而“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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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两个策略》一书中关于落后国家与其说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本主义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的论断，对毛泽东这时的影响甚大。抗战胜利在即，他对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取得部分政权，充满了渴望和信心。但在统一战线政权下，如何制定正确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政策，不致重蹈苏维埃革命时的覆辙，对于毛泽东还是一个极大的难题。联系到1947—1948年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多次要求访问莫斯科，以便向斯大林请教有关建国方略的各种问题，不难想象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可能是怎样一种心态。他这个时候突出宣传战后中共不会改变民主革命的要求，转向社会革命，多半就是从争取统一战线的宣传需要和列宁现成的理论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1945年3月中旬，他甚至在与美国外交官的谈话当中明确表示，共产党人没有马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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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在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会有一个“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如同相信在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一样，明显地区别于毛泽东五年前开始提出新民主主义观时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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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时还是突出强调“国营经济”的，对“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仅仅以“不禁止”三个字说明之。而如今，他不仅泛泛强调资本主义要“广大发展”，而且确信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要借助于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生长和外国资本家的投资，断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将不可免地要有一个以资本主义私人经济的发展为特征的漫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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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变化，在随后举行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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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内部报告中明确承认，新的提法“与《新民主主义论》是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虽然也强调要有三种经济成分，肯定“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但重点在于强调私营经济，即“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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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强调“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呢？从毛泽东说明的理由看，首先仍然是力量对比的问题。他强调说，国民党“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因此，即使是联合政府，也仍然存在着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他给我们官做”；“第二种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以上，人口一万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42]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可能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而且还要准备不得已时“委曲求全”，接受第一、二种可能性。毛泽东所以突出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太急”，务必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坚持统一战线，并许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绝不会超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要求，这不能不是考虑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当“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对中国战后政治进程影响极大的美国人表现出种种疑虑的时候，毛泽东都极愿意出面进行解释。[43]在这种情况下，从孤立蒋介石国民党、促成国内和国际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考虑，具体地表现共产党人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宽容态度，解除中间势力的疑虑，争取他们的支持，实际上也是这时中共基于实力原则而在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种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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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共产党提出任何一种政策策略主张，通常都是要找到一种理论依据的。在这方面，毛泽东也绝不例外。他关于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要提倡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观点，明显是从列宁那里来的。从毛泽东在他的报告和说明中多处提到和复述列宁在《两个策略》中的论述，可以确切地知道他这时对发展资本主义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列宁的这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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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两个策略》写于1905年革命前夕，它着重批判了俄国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力图回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迈入社会主义的幻想，突出强调了俄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而是资本主义太少，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扫清道路，才能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毛泽东以此为依据指出，我们党内许多人其实就存在同俄国民粹派一样的思想，“左”得要命，主张不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这显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列宁“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俄国尚且如此，更何况落后得多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个方针必须几十年不变。否则，“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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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的说明中，对于“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好处和它的必要性，却并无深入的解释。他关于“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说法，主要只是援引苏联的例子。那意思是说，“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更何况中国？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要允许资本主义存在，而且还要“广泛地发展”，他可以称之为解释的只有两点，一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二是说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社会向前发展有益，因此“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这两点都是列宁书中再三提到的，至于对更为落后同时又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为什么也需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它究竟如何有益社会，如何有利于社会主义，他并没有说到。[45]结果，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观点讲是讲了，究竟有多少人理解了，却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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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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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深入解释清楚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理由，严格说来同列宁的那本《两个策略》没有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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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列宁的《两个策略》，其中关于俄国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的解释，归纳起来只有两条：一是说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俄国的任何一种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即使是最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胜利，比如说通过群众起义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结果也“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至多只能实行民主主义、平分土地、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开辟道路，“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二是说俄国“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为俄国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有绝对的利害关系”，工人的解放必须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残余，对无产阶级绝对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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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上述解释中明显地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他关于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即所谓“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说法，与在中共党内早已深入人心的有关“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列宁关于即使实现工农民主专政只能实行平分土地、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不会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说法，同样不符合自1923年以来共产国际就反复强调的，民主革命要将一切有独占性质和规模过大的中外企业收归国有，从而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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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他仅仅强调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对于工人觉悟和组织的重要意义，丝毫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俄国社会的当前和未来，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意义。他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关于俄国需要资本主义更甚于需要社会主义，也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但是，他却没有特别重视这种阶段发展观的内在逻辑性的申说。因此，列宁的这一说法，对于主要依靠组织教育农民和运用政治谋略就轻易取得了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很难形成深刻的印象。对于毛泽东等人来说，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对整个资产阶级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明显不如列宁关于共产党完全可以先创造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再来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46]的说法，更让他们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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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以便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这不仅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说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说立身之本。因为新民主主义说之所以成立并具有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概念，从而明确肯定了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到逐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条件下，补上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一课，并稳步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补课的必要性问题，事实上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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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毛泽东未能深入地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也确实有一定的原因。这首先在于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而身为追求最先进生产方式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却从未跨出过国门，见识过仍旧发达着的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力。除了20年代初很短时间在湘赣边做过工运之外，他20多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最落后的农民阶层打交道，对何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它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在联系如何，未来理想社会究应建立在怎样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确像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陌生得很”。仅仅从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是很难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在推进人类文明程度，以及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有深切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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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马、恩、列、斯系统论述过渡问题的著作本来就少，直接谈到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著作更少。除了列宁早期的一些著作以外，系统论述这方面问题的几乎没有。有一些沿边儿的言论观点，因为俄国革命同样是在一个很落后的基础上成功的，列宁的话往往也是两面说，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意义，又强调政策策略的能动作用。再加上中国革命一直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理论学习研究实用性极强，碰到什么问题才去学什么。过去中国革命的程度距离这一类过渡问题还远得很，党内对这方面的马、列言论资料注意收集自然不够，因此，从已知的情况看，毛泽东这时利用来作为他新民主主义过渡说参考和指导的著作，多半只有列宁的《两个策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47]而无论是《两个策略》，还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仅都没有能够在理论上把这个过渡的必要性讲明白，而且还会有自相矛盾之处，这自然也妨碍了毛泽东对问题的认识。随着抗战胜利，内战开始，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这一问题迅速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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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受到考验的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广大农民强烈地提出了土地要求，1927年曾经遇到过的几乎是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当年，由于两湖地区大批获得解放的无地少地农民不顾一切地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曾经导致了统一战线的严重破裂。如今，绝大多数刚刚解放的农民不满足于共产党抗战中实行的较为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甚至不满足于中共“七大”刚刚提出的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强烈要求平分土地。要满足农民的要求，就必须准备承担像1927年一样的民族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提出了“没收封建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口号，准备“资产阶级跑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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