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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在军事上、政治上解决了问题之后，经济上力量对比的实质性变化虽然刚刚开始露头，也很快就被毛泽东注意到并反映到他的决策变化中来了。还在1952年6月，他其实就已经明确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列为主要敌人的观点了。他宣布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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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毛泽东即开始冥思苦想地寻找顺利实现所有制改造的有效方法。在征求了斯大林意见，进而找到了通过公私合营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逐步改造私营工商业的途径之后，毛泽东马上就作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决策。1953年6月15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要花10—15年的时间，原因也还是因为力量对比的关系。毛泽东讲得很清楚：“目前一脚踢开资本主义企业是不行的，我们也没有资格。现在我们飞机、坦克、汽车、拖拉机等都不能造，就想（发野心）把资本主义企业一脚踢开，是不对的。”我们还要用公私合营的办法，花一些时间逐步完成这一改造。但是他认为：“公私合营，实际上百分之九十是社会主义。对私人企业国家投资一部分，这很便宜，而国家新建企业多费劲。把公私合营当作我们自己的，这很有味道。”[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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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和列宁一样，毛泽东也是一个“不断革命”论者，有着很强的进取心。在旧的矛盾基本解决之后，他总是会依照理论上的革命进程坚决地提出新的斗争任务以解决新的矛盾。在意识到1949年建国的革命任务大功告成，他马上就把学习苏联、集中国力大规模发展经济建设放到第一位来了。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都显示他已经基本确定了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目标。而一旦这一新的斗争目标提上议事日程，他马上就注意到，从理论上，两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不足以也不应该算成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独特的过渡阶段。继续泛泛地谈论和肯定新民主主义，不免会造成人们概念上的混乱。真正的过渡阶段，只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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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毛泽东自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日，就决定废止“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的提法了。他指出：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事实上已经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尽管在建国最初的两三年里，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还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其他一些问题解决之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避免的。正像列宁说的：“我们主张不断革命。”共产党人决不会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上，为了“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他们一定会争取尽快全面实现社会主义。[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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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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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书时个别处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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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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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求索》1989年第1期；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五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二十一世纪》总第13期，1992年10月；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王也扬：《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武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李钟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2003年6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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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张木生：《重归新民主主义》，《中国改革》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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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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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宁选集》第3卷，1965年，第563页；《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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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9—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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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毛泽东在“三大”期间表示：“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因为，资产阶级没有力量，无产阶级也人数太少。或者出现一个和平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无产阶级人数大大增加；或者出现一场世界革命，因为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就不可能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13、231、236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13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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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8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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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与团中央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月1日；中夏：《论劳动运动》，《民国日报》副刊，1924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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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共“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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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F.M.（恽代英）：《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中国青年》第89期，1925年8月22日；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工人》第5期，192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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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正庸：《我们的功罪》，《中国青年》第119期，1926年4月14日；《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问题》，《中国青年》第131—132期，19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6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52—154页；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192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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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63—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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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19—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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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年7月2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80—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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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湖南致中央函》（毛泽东稿），192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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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罗明那兹：《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3—4期，1928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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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米夫：《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3—4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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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同志向布哈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释的问题》，1928年6月；《政治谈话会记录》，1928年6月14—15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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