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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中国，最早开始做工人运动的，一是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是国民党人。像广州的产业工人（即机器工人），长期以来就是被组织在国民党领导的工会里面的。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两个工会就互不相让，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两派工人的大规模械斗。中共1927年12月举行反抗国民党的广州暴动，机器工会的工人还在国民党的组织下，积极参加了镇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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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1927年中共转入地下后几乎无法在城市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特别是1931年前后中共中央退出城市，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更是全面受到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20世纪40年代末，中共初进城市后就发现，无论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在石家庄这样的中小城市当中，国民党在产业工人中的势力和影响都很大，许多工人都加入了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工会组织的骨干分子。为了避免打击面过大，中共还专门通过文件规定，不对一般工人加入国民党问题进行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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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并不仅仅表现在有关工人问题的史实叙述上。但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讲这段历史时，笼统地谈这个“阶级”、那个“阶级”，和把传统的中共党史中关于阶级作用的说明简单地接受过来，而不作具体分析和史实的研究，是很容易造成对历史的误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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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蒋介石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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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入手，只着眼于民族和国家利益，处处强调中共是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代表，还有一个容易引起歧义的问题。这就是：既然是讲民族、讲国家，始终与中共存在着阋墙之争，却同为民族兄弟的蒋介石国民党该如何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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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书中，因为要证明历史上国共之争中中共的正确性，蒋介石国民党依旧被描述成一种负面，甚至是反动的形象。有所不同的是，在传统的中共党史著作中，蒋介石国民党的形象至少是清晰的，其自身的以及与中共关系的变化是有内在逻辑可寻的。而金书离开了阶级分析的观点，蒋介石国民党的形象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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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阶级分析的观点，蒋介石国民党毫无疑问是民族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和中共时而合作时而对立，只是由两者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前者通常被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的，后者则被认为是代表着致力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农群众，尤其是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时，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有时会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与之合作；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甚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时，双方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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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金书的分析方法，蒋介石国民党的阶级代表性看不见了，中共成了民族国家利益的唯一正确的代表，蒋介石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性质也成了问题。这样一来，要想说清楚它与蒋介石国民党分合冲突的原因自然就变得十分困难了。由于没有掌握其他评价标准和工具，作者甚至不得不从道德层面上来看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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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当蒋在书中作为反共人物出现时，作者断言他是国民党中那种“只是想靠孙中山来谋求自己的发展”的人物，一心在谋求权力和地位。随着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共矛盾冲突加剧，作者的评价也更趋道德化，称蒋内心是反苏反共的，为了权力地位，表面上表现成左派，“一到羽毛丰满便突然变脸了”。这一评价在说明蒋发动“四一二”事变时，更加变成一种人品的贬斥了。书中最直言不讳的说明就是：“蒋介石是个要把一切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容不得任何异己力量而又富于权谋的人。当自己实力不足的时候，他可以隐忍不发，以便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他立刻会翻过脸来，采取令人吃惊的断然行动”，且“手法十分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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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人品的层面来评价历史人物，严格说来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仅凭研究者的情感倾向来左右他的史实叙述。金书似乎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况。由于作者对蒋介石道德人品的观感极差，不仅影响到全书对蒋介石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几乎完全负面，而且影响到作者对一些可能影响到读者对蒋产生某种好感的看法的史实，也会采取回避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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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金书就只讲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以后如何不抵抗，对蒋随后在锦州、热河、长城抗战问题如何主张抵抗，调兵遣将，如何与张学良发生争执，却不置一词。书中讲到热河不战而失，不讲张不按照蒋令撤换汤玉麟，不积极部署抵抗的背景，但却明显地批评蒋介石不该乘热河沦陷“逼迫……张学良辞职”。对于紧接着发生的长城抗战，金书虽没有否认中央军的参战，却只对西北军的抵抗给予了高度评价，讲晋军的抵抗则只讲失利的一面，至于说到中央军的作战，则认为主要是“有爱国心的将士们”自己所为，与蒋的决策指挥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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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随后的抗日战争，金书花了许多笔墨，写得很充实，还辟出专目来写民族资本家的作为和态度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这时多少注意到了作为国家统帅的蒋介石当年领导全国抵抗和国民党军队的作用，第一次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军政人员也有程度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理应更接近作者原本的出发点——民族史观。但作者对此并不能坚持到底。书中认为，在抗战爆发后一年多时间里，“国民党和它的军队的表现是积极的，在抗击日本的军事行动上担当了主要部分”。到抗战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就只是“仍坚持在抗日阵营里，并且在一些战场上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了。到抗战后期就更不要提了，自身专制腐败，作战一溃千里，对中共却磨刀霍霍。作者的观点几乎都来自《毛选》，但却仍旧没有用到毛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作者归纳蒋对日也好，对共也好，认为其态度变动的主要“内在原因”就是一点，即必欲坚持其专制独裁的统治地位，因此搞到天怒人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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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形式而言，作者的这一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从逻辑上来看，却未必都能说得通。因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追求独裁、专制并不一定就不好，就会失败。俄国著名的历史唯物论者普列汉诺夫就举过拿破仑的例子，称拿破仑始终是追求独裁和专制的，他甚至走到恢复帝制自己做皇帝的地步，但也没有遭到强烈的反对，反而还得到了法国民众的一致拥护。普列汉诺夫明确认为，一个历史人物伟大或渺小，与其个人的性格品质和选择何种统治形式，并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重要的是他是否代表了社会的需要。他代表社会需要的时候，就是强有力的；背离了社会需要，就一定会被历史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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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蒋介石固然迷信和追求专制独裁，但国民党恰恰不是因为控制太过而失败，反而是因为其自身派系林立、内部分歧太多，和无力控制社会而归于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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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注意到这些情况，金书离开民族战争和利益格局大变动的复杂背景，对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所虑所欲、所作所为的总体评价，恐怕也是可以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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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十年”叙述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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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书最少争议之处，应该是有关中共建国史的叙述。因为这一时期的政权建立、经济恢复、抗美援朝、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初步实现等，可以说是一路凯歌高奏，作者写起来也从容顺畅，颇为得心应手。但是，一进入到1957年，问题就再度浮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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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认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将是人民内部矛盾；到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相信需要通过群众提意见的方式帮助党解决引发社会矛盾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再到5月毛泽东受不了言辞激烈的批评，怀疑有人乘机“反共”，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短文，进而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将55万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打成“右派”，金书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引述了许多毛泽东谈阶级斗争的言论观点。由于作者此前一直没有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说明毛泽东和中共种种政策策略及其路线方针的变动原因，读者突然读到大量毛泽东谈论阶级斗争问题，且前后矛盾的引文，不能不感到十分突兀和不解：毛泽东到底对新中国条件下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及其形势，是怎样一种看法，他为什么一会儿认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一会儿又认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阶级斗争还严重存在？金书对此没有作任何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只是借用龚育之的一段话，说问题主要是出在缺乏经验上，一遇到未曾料及的形势变化，就容易偏离正确的轨道。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缺乏的只是管理建设国家与社会的经验，却并不缺乏革命时期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经验。其一旦偏离“正确方针”，马上就会回复到过去阶级斗争的方针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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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离开中共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来讲20世纪的政治史，尤其是讲中共的历史，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准确地解读改革开放前始终依靠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念指导革命与建设的中共的种种成功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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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讲中共“八大”决议宣布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将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讲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宣布今后将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讲中共所依据的马克思、列宁的阶级观、国家观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读者是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种宣布的意义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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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讲1956年东欧刚刚发生过波匈事件，中国也发生有学生、工人上街闹事，1957年毛泽东却毫无顾忌地全力推动整风运动，号召党内外人士积极向中共提意见，如果只讲新中国成立头几年接管建政、恢复建设如何成功，而不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通过“土改”、“镇反”、“肃反”，已经“杀”、“关”、“管”了数百万“地”、“富”、“反”、“坏”，并通过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以及思想改造运动和学生、干部、知识分子人人交代历史问题与反动社会关系等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对社会进行了全面清洗，读者也就无法体会到毛泽东当时何以会信心满满，更无法理解何以毛发现有人“猖狂进攻”会倍感意外，进而造成对形势的严重错估，重拾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手法，一举打出数十万所谓“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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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书讲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讲1959年“反右倾”运动，都比较实事求是。书中最具新意的，是正面承认了当年各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作者明确指出，按照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人口统计的情况，每年增长数都在千万以上。但1960年的全国人口不仅没有增长，还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又进一步减少了340多万人。两年的数字相加，不仅少增加两千五六百万人，还减少了1300万人。除去按金书所说“育龄妇女因病弱增多而使婴儿出生率大大减少”外，“全国因缺粮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众，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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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如此惨重的“灾难性恶果”和“巨大的悲剧”，金书对原因的分析却难以让人接受。按作者的说法，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主观上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让人民早些过上好日子，只是因为“骄傲”了，计划“超越了国力的实际可能，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发生了惨剧。作者在这里没有使用主语，让人弄不清楚所指是毛，还是“党”。姑且不论作者所指是谁，其对问题根源的分析明显存在很大的可商榷的余地。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可能发生头脑发热或判断失误的情况，这并不奇怪。问题是，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会有避免或减少因个别领导人错误决策引发严重后果的校正系统与机制，何以当时没有这样的系统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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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了解，1958年以后，甚至可以说在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各种严重问题，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几乎都是与中国不存在可以减少因错误决策导致可怕后果的正常机制和制度密切相关的。包括“大跃进”，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无不反映出这样的情况。简单地从动机上来看问题，把这一切归结为“骄傲”、归结为“没有经验”，给人的印象是，只要主观上注意些、谨慎些，就能够避免发生如此错误，这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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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之禁与史家之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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