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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注意到这些情况，金书离开民族战争和利益格局大变动的复杂背景，对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所虑所欲、所作所为的总体评价，恐怕也是可以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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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十年”叙述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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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书最少争议之处，应该是有关中共建国史的叙述。因为这一时期的政权建立、经济恢复、抗美援朝、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初步实现等，可以说是一路凯歌高奏，作者写起来也从容顺畅，颇为得心应手。但是，一进入到1957年，问题就再度浮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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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认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将是人民内部矛盾；到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相信需要通过群众提意见的方式帮助党解决引发社会矛盾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再到5月毛泽东受不了言辞激烈的批评，怀疑有人乘机“反共”，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短文，进而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将55万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打成“右派”，金书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引述了许多毛泽东谈阶级斗争的言论观点。由于作者此前一直没有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说明毛泽东和中共种种政策策略及其路线方针的变动原因，读者突然读到大量毛泽东谈论阶级斗争问题，且前后矛盾的引文，不能不感到十分突兀和不解：毛泽东到底对新中国条件下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及其形势，是怎样一种看法，他为什么一会儿认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一会儿又认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阶级斗争还严重存在？金书对此没有作任何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只是借用龚育之的一段话，说问题主要是出在缺乏经验上，一遇到未曾料及的形势变化，就容易偏离正确的轨道。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缺乏的只是管理建设国家与社会的经验，却并不缺乏革命时期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经验。其一旦偏离“正确方针”，马上就会回复到过去阶级斗争的方针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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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离开中共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来讲20世纪的政治史，尤其是讲中共的历史，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准确地解读改革开放前始终依靠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念指导革命与建设的中共的种种成功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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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讲中共“八大”决议宣布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将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讲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宣布今后将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讲中共所依据的马克思、列宁的阶级观、国家观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读者是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种宣布的意义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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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讲1956年东欧刚刚发生过波匈事件，中国也发生有学生、工人上街闹事，1957年毛泽东却毫无顾忌地全力推动整风运动，号召党内外人士积极向中共提意见，如果只讲新中国成立头几年接管建政、恢复建设如何成功，而不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通过“土改”、“镇反”、“肃反”，已经“杀”、“关”、“管”了数百万“地”、“富”、“反”、“坏”，并通过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以及思想改造运动和学生、干部、知识分子人人交代历史问题与反动社会关系等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对社会进行了全面清洗，读者也就无法体会到毛泽东当时何以会信心满满，更无法理解何以毛发现有人“猖狂进攻”会倍感意外，进而造成对形势的严重错估，重拾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手法，一举打出数十万所谓“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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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书讲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讲1959年“反右倾”运动，都比较实事求是。书中最具新意的，是正面承认了当年各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作者明确指出，按照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人口统计的情况，每年增长数都在千万以上。但1960年的全国人口不仅没有增长，还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又进一步减少了340多万人。两年的数字相加，不仅少增加两千五六百万人，还减少了1300万人。除去按金书所说“育龄妇女因病弱增多而使婴儿出生率大大减少”外，“全国因缺粮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众，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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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如此惨重的“灾难性恶果”和“巨大的悲剧”，金书对原因的分析却难以让人接受。按作者的说法，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主观上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让人民早些过上好日子，只是因为“骄傲”了，计划“超越了国力的实际可能，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发生了惨剧。作者在这里没有使用主语，让人弄不清楚所指是毛，还是“党”。姑且不论作者所指是谁，其对问题根源的分析明显存在很大的可商榷的余地。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可能发生头脑发热或判断失误的情况，这并不奇怪。问题是，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会有避免或减少因个别领导人错误决策引发严重后果的校正系统与机制，何以当时没有这样的系统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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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了解，1958年以后，甚至可以说在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各种严重问题，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几乎都是与中国不存在可以减少因错误决策导致可怕后果的正常机制和制度密切相关的。包括“大跃进”，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无不反映出这样的情况。简单地从动机上来看问题，把这一切归结为“骄傲”、归结为“没有经验”，给人的印象是，只要主观上注意些、谨慎些，就能够避免发生如此错误，这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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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之禁与史家之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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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多达100万字，说是20世纪中国史纲，实际上它也不能不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起，甚至于细说1894年甲午战争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因为此其纵贯历史也在100年以上。如此大分量、大跨度的煌煌巨制，靠一人之力，仅花两年多时间，就顺利完成，并且还能持之有据地讲出一番新史说，在当今中国，大概也只有作者一人才有此资格和功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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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件事只有作者一人能做和敢做，主要是基于两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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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当今中国史学研究越来越偏向于微观史，传统的宏观史论鲜有人做了，过去能做者无论知识，还是年龄，都垂垂老矣，再难堪此重任。旦有尝试者，也几乎都是新瓶装旧酒，难得写出一点新意来。唯有作者，年虽日近八旬，却一直坚持在学术研究的第一线，且不断有新成果推出。其敢当此任，宝刀未老，雄心、功力尤在，是为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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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史学研究首重客观，它要求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必须保持相当的时空距离。因此，当今作历史研究者，无论中外，鲜有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者。纵有，也仅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不敢过近外，也因为中国档案文献的开放，目前通常也只开放到这个时期，史料上也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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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共党史研究专业则不受此时空限制，而且，因研究需要，其研究者还往往有查阅未开放档案史料的便利。当然，便利程度则因研究部门的级别高低和研究者资历高下而有所差别，而作者恰恰就具备了这两方面的条件。他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家，又是中共党史研究界行政级别最高的专家，其得天独厚之处，当今无人能及其右。因此，他既可以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的身份来撰写从1840年至1950年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又可以以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的身份来撰写20世纪50年代以后到20世纪末的中共党史，如此两相贯通而成就此《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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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者能做、敢做，并且已成之事，在我却仍抱有很大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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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我很能理解作者那种强烈的使命感，也很能认同他关于当代人比较容易了解当代各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不像后人看久远的历史那样容易因环境隔膜而判断失真的看法。我从“五四”前后一直努力向后研究，于今已逐渐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初，私心所虑，也在于此。但即便如此，我对于作者把近二十几年、十几年，乃至于几年前的事情都写入到史书中来，而且还率性褒贬的做法，仍认为太过冒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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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反对当代人写当代史，古来不少历史名著也是生活在几乎同时代的人写的，这证明当代人并非就一定不能写好当代史。然而，这样做毕竟是有条件的。研究距离自己太近的历史，太容易因自身经验、情感、立场及其价值观等等局限，而扭曲对历史真实的认识了。斯大林是再精明没有的了，他当年主持编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即使今天读起来，也还是能感觉到它文字的严谨和很强的逻辑力量。但是，离开斯大林时代许多年以后，太多的史料被发掘出来了，结果证明当年汇集了苏联许多专家心血的这本书和历史真实相去甚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典型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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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研究过党史的学者都了解，时间离现实越近，研究的困难也就越大。举一个例子，金书谈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等解决“四人帮”问题这一过程，就让人深感遗憾。这本来是一段很具传奇色彩的历史经过。目前涉及这段历史的回忆已经出了不少，坊间也有各种说法，原本很可以作一点精彩的考据，并写得很生动，但作者却全无针对性的分析和讨论。就连华国锋究竟起过怎样的作用，又是如何起作用的，也因为对华的政治评价说深说浅都会有些敏感，故有意写得很含糊。包括对在这件事上起了极为关键性作用，后来因此还一度做过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竟连名字都没有提到。对于这样一件距今已过去了30多年的事情尚且不能做到直言不讳，谈再近些的事情困难显然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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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虽受人之托作此书评，却不欲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金书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记述说长论短。但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金书存在怎样的不足，以作者这样权威的近代史专家和中共党史专家，经受了改革开放30年各种思潮的强烈冲击后，仍有如此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其观察中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的角度和思路，包括基本史观，敢做如此大幅度的尝试和调整，还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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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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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文最后一节因版面限制未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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