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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我很能理解作者那种强烈的使命感，也很能认同他关于当代人比较容易了解当代各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不像后人看久远的历史那样容易因环境隔膜而判断失真的看法。我从“五四”前后一直努力向后研究，于今已逐渐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初，私心所虑，也在于此。但即便如此，我对于作者把近二十几年、十几年，乃至于几年前的事情都写入到史书中来，而且还率性褒贬的做法，仍认为太过冒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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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反对当代人写当代史，古来不少历史名著也是生活在几乎同时代的人写的，这证明当代人并非就一定不能写好当代史。然而，这样做毕竟是有条件的。研究距离自己太近的历史，太容易因自身经验、情感、立场及其价值观等等局限，而扭曲对历史真实的认识了。斯大林是再精明没有的了，他当年主持编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即使今天读起来，也还是能感觉到它文字的严谨和很强的逻辑力量。但是，离开斯大林时代许多年以后，太多的史料被发掘出来了，结果证明当年汇集了苏联许多专家心血的这本书和历史真实相去甚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典型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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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研究过党史的学者都了解，时间离现实越近，研究的困难也就越大。举一个例子，金书谈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等解决“四人帮”问题这一过程，就让人深感遗憾。这本来是一段很具传奇色彩的历史经过。目前涉及这段历史的回忆已经出了不少，坊间也有各种说法，原本很可以作一点精彩的考据，并写得很生动，但作者却全无针对性的分析和讨论。就连华国锋究竟起过怎样的作用，又是如何起作用的，也因为对华的政治评价说深说浅都会有些敏感，故有意写得很含糊。包括对在这件事上起了极为关键性作用，后来因此还一度做过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竟连名字都没有提到。对于这样一件距今已过去了30多年的事情尚且不能做到直言不讳，谈再近些的事情困难显然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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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虽受人之托作此书评，却不欲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金书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记述说长论短。但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金书存在怎样的不足，以作者这样权威的近代史专家和中共党史专家，经受了改革开放30年各种思潮的强烈冲击后，仍有如此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其观察中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的角度和思路，包括基本史观，敢做如此大幅度的尝试和调整，还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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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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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文最后一节因版面限制未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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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辉煌”莫建沙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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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苦难辉煌》一书的正误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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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想过会读金一南的书，因为我们的专业原本差别很大。他在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任职，从发表的文章看，主要做的是时政评论性质的工作；我则做的是实证的历史研究。两项工作性质和方法差距很大，原本有点风马牛不相干。经友人推荐，知道金出版有《苦难辉煌》一书[1]，书店里简单翻过，因为发现是纪实文学体，文字、史实随性发挥，观点及资料引证又全无出处注释说明，因此也没有动过去读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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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会想到必须要读一下金书，是因为今年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许多报纸杂志和电视台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做纪念文字或片子，一些编辑记者把他们写好的稿本发来请我帮忙在史实上“把把关”，意外发现其中许多错误如出一辙，十分雷同。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些出错的文字，大多是从金书中抄来的。为此我不得不上网把金书相关章节找出来看了一遍，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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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看到金书是在书店小说散文一类文学书里面，想来作者出版这本书时应该也没有想要当历史书来出。既然是文学书，自然也就像“××演义”一样，不应当被人们当成历史书来读。奇怪的是，今年网上各种转载铺天盖地，几乎所有网站在转载和介绍时都把它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著作来对待。从网上看，作者本人如今看来也忘了自己这本书的文学性，到处去讲“党史研究”，俨然变成一个中共党史的研究专家了。这也难怪许多人，包括记者编辑们，大都把这本书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书来读、来引用了。更有甚者，一些来得快的写手，已经不加分辨地把金书讲的故事当成历史真实，抄到自己的书里面去做论据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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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读过的写中共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权延赤、叶永烈式的，借助大量访谈记录，结合个别档案史料，加以文学性描写；一类是黎汝清式的，主要着眼于文学描述，也大量利用访谈回忆史料，同时特别会就一些历史说法作出个人的解读。两种方式，都是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但多少都还有自己的史料发掘，特别是会透过鲜为人知的当事人回忆史料呈现出一些历史细节。金书的写法却与上述作品大不相同。作者没有自己的访谈史料，基本上是按照史书的方式介绍叙述史料与史实，再加上文学性很强的议论评点性文字。凡有过史学研究经历者都了解，一部有新意的煌煌之作，是要经过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的积累过程的。查作者既非专业作家，也无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经历。作者的文章过去基本上都是谈论时政和现实国际关系问题的，几乎没有发表过史实研究性的论文[3]，又如何能够在毫无研究积累的情况下，从无到有，一举成就一本几十万字的党史著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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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金书的部分篇章即可发现，作者对历史，无论是中共史、国民党史，还是近代史，并无具体史实的研究基础，书中历史叙述与分析说明，不过是借助于他人的各种著作，包括近现代史或中共党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金书其实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创作意图，把各种层级质量差异很大的著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烧”，再结合上自己随性发挥的文学性语言，而打造出来的一种速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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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大量借助或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并非不可，只要你能严格按照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切实理解他人的研究，准确使用他人研究的史料、史实和观点，把转引的资料或引述的观点、说法的原始出处注释清楚，得出不同于前人的观点或历史分析。即便是创作历史纪实作品，倘能准确了解宏观背景，基本史实不虚构，一般叙述不离谱，也算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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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十分诧异的是，作者身为学术研究人员，照理不会不懂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然而金书从头到尾，大量借助、利用了他人发掘、引用的研究资料，包括直接借鉴利用了学界同仁的研究发现和观点、结论，却既不注转引出处，也不做资料说明，更不去鉴别考证，全书连个最偷懒的“参考文献”都不列，更不用说作者连想都没想过还应该要写上一两句感谢前人研究的礼貌话了。给人印象，书中利用的大量新近发掘的史料和观点，都是作者自己研究发现和创造出来。但是，以这样的态度和这样的研究基础来借用他人成果，不仅“借”得不明不白，“用”也注定会用得极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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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社会浮躁，人人都想抄近路、走捷径，做学问的人也一样急功近利，这确是事实。但是，在学术界有一些最基本的规范，大家至少都还是在谨慎地遵守着的。金书作者自认“学者”[4]，就必须要谨守学者的行为规矩和道德良知。为了让金书作者，也包括那些读过金书的读者知道该书一些史实问题所在，以下特就已读过的金书第一章中比较典型的问题稍加正误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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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理解的错“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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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政府教育、科研管理机构开始拿量化指标来管理学术研究以来，“天下文章一大抄”就成为国人见怪不怪的现象了。八九十年代高校中曾经兴起过所谓“剪刀加糨糊”的专业创作队伍，我们今天还经常能发现许多人做科研是靠“抄”的。但是，这种人“抄”也大都还是“抄”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东西，跨行跨专业“抄”，以致错“抄”百出的情况似乎还鲜有见到。而金书却恰恰开了这一先例。以下仅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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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金书第6页引述北京政府驻俄公使刘镜人两则电报，原文可见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卷[5]，大陆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第九册的一篇课文中即录有这两则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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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作者应该是从网上或其他渠道读到的那篇被收为课文的文章并抄来这两则电报的，拿来用也就算了，作者明明不熟悉这段历史，却偏要画蛇添足地去调侃刘镜人的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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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写道：“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其实，和20世纪初以来诸如“社会主义”、“共产党”之类的众多名词一样，“广义派”三个字其实也是从日文汉字用法中借用过来的。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人在中国办的《顺天时报》上就有“广义派”的用法了，在刘镜人发出金书所引的这两封电报之前，北京政府以及国内京津报刊也都在使用这一名词了。故刘镜人不是“俄译汉”创造出这一名词，而是借用国内的这一译法以求容易明了罢了。这自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作者以为的那种“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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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概念当年的使用情况，台湾学者王聿均在1978年出版的学界最早研究这段时间中苏关系史的著作——《中苏外交的序幕》一书时，就专门作过解释。他写道：“当时北京政府称布尔塞维克为广义派、多数党、过激派或激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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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第7页，金书谈及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的一段话，总共90多个字，和台湾、大陆通用的文本相比，竟然一多半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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