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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特别需要说明一点，上述报道及其内容，其实都可见于目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世界历史九年级教材。那里面对“美克齐美党”直接解释为“布尔什维克党”，由此亦可知作者这段文字肯定不是从中学教材里抄来的。连中学历史课文的内容，作者都会抄错至如此地步，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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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四，还是第9页，紧接着上面的说法，作者写道：“孙中山看完报后，立即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还说：“列宁称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指契切林——引者注）代表列宁回信：‘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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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这段多处失实的文字似乎是原封不动地抄自何新若干年前所著《毛泽东生平重大事件编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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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著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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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10日，孙中山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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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称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代表列宁回信：“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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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段文字是否来自何新，金书作者原文照录，并且公开发表出来，都难辞其咎了，必须要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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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主要失实之处有二：一是所谓孙中山看完报后立即给列宁一信云云。有关这件事，1994年就有学者在《历史研究》上专门作过考察。作者的结论很清楚：“孙中山对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他从开始静观十月革命的发展到首次电贺苏俄革命成功，再到意欲师法苏俄，前后经过了三四年的观察、了解。”换言之，金书所说的那封孙中山看完1917年11月10日《民国日报》后立即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的信，其实并不存在，或者说作者完全搞错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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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得知俄国革命消息后有没有去电表示祝贺的事情呢？有，但那是对几个月之前发生的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并非是对十月革命。俄历2月29日（即公历3月12日）沙皇被推翻后，孙“立即召集在沪民党议员讨论此次俄变，并致电圣彼得堡临时政府议会议长，以中国同仁身份表示祝贺”[13]。也因此，几个月后俄国竟又爆发新的政变，一举推翻了孙中山等人看好的二月革命后成立起来的俄国共和政府，孙中山自然也就没有可能马上再给新政府去电祝贺了。这既是常理，也是常情。孙中山一派人开始改变对列宁新政府的看法，已经是1918年5月以后的事情了。孙中山去函[14]表示祝贺，更是到了1918年夏天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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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金书引述的契切林信的中文译文明显不准确。何新的中文引文来自于前述向青早年的那篇文章，向青自己是摘译自于珍妮·道格拉斯编辑的《苏联外交政策文件1917—1924》一书的。[16]此书中的文件全部由俄文译成英文，向青当年再由英文译成中文，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扭曲的情况。实际上，契切林的这封信早就有译者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了。该段文字的译文明显不同于金书转抄的译文。这段译自俄文，且被大多数研究者一直在使用着的译文是：“在这个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就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如果我们遭受毁灭你们也要遭受毁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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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两个译文，可以看出，除了句式颠倒以外，金书所引译文有两处误译。一是把契切林信中特别强调俄国革命极端困苦，急需得到中国兄弟支持的语意完全改变了。因为删去了前面的译文，又把“这个艰辛的时刻”，误译成了颇带乐观鼓动色彩的“伟大的斗争”，导致意思发生了改变；二是把原文中特别强调的和“中国兄弟”对等的概念，即“俄国劳动阶级”，误译成了“无产阶级”。给人的印象是，列宁等人完全弄不清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的状况，相信可以号召孙中山“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布尔什维克团结斗争。这自然也扭曲了原文的意思。显然，作者对此除了“拿来”以外，一样毫无辨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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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五，仍是第9页，金书宣称：“维经斯基1920年3月来华，后来有人认为他是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但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他的首要任务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首先要考虑的是苏俄在远东的安全，在这个基础上才考虑如何联合中国的革命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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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书之胡抄乱写、粗制滥造，在这里又一次达到惊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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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维经斯基1920年到底什么时候来华？本页讲的是3月，29页写的是4月，可知作者抄这则资料见是3月，就写3月；抄下则资料时见是4月，便原封不动照抄4月。至于两者时间上有什么矛盾或出入，就不去管了。事实上，有关维经斯基来华时间有许多档案、信件、回忆史料可查，也有学者专门撰文作过考证，是4月而非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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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所谓有人认为维经斯基是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实际上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里说，他的首要任务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云云，完全是张冠李戴，搞错了人名。那个向共产国际报告说明此项任务的人，不叫维经斯基，中文译为“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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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个维连斯基和维经斯基不同，他同时负有“外交使命”，因此，也不能简单地把他的工作任务和维经斯基的工作任务混为一谈。维经斯基的主要工作，在他给上级领导机关的信里写得很清楚，就是“主要从事……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在上海和中国各地建立革命局，召开代表会议，同时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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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维连斯基虽然负有外交使命，但在他的报告里也没有讲过努力加剧日美中三国利益冲突是他的“首要任务”的话。他讲的是：这是“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在这一总政策之下，他又分列了实现这一总政策的三方面工作，一是唤起中、蒙、朝三国人民反抗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行动；二是努力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三是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他特别说明：鉴于我们一方面要避免苏俄直接与日本发生冲突，一方面始终要组织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他应利用自己的“使者地位”，“在完成其他任务的同时，坚持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的工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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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接受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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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举五例，讨论金书错“抄”问题仅在正文8页、实述四五页的范围[20]，就已费去数千字，无论时间或篇幅都不允许我再举证和订正下去了。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此8页当中，我没有提到的其他错误还有很多。下面的错误，虽然也多与囫囵吞枣、生吞活剥、不求甚解的错“抄”有关，但误读错读的性质略多。故将就把它们归为误“读”一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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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第2页，开篇写读蒋介石1942年重庆初版西安事变日记时的感受，“想见”蒋“当年写到这里，握笔的手定在不住颤抖……”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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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作者所说之日记，实为蒋介石所著《西安半月记》。但第一，作者因为看到他所去的那家图书馆里的这本书版权页上写的是“初版”字样，就误以为该书最早出版于1942年重庆，实则错矣。因该书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即1937年上半年就由正中书局出版了，以后还几度再版。[21]1942年重庆版多半只是换了家出版社，另外再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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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作者完全不知道蒋的这本貌似日记的所谓“半月记”，其实并非真的日记，而是由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参考蒋日记按照蒋授意的政治意图改写而成的文字，是为宣传用的。且即使陈布雷所参考的蒋事变期间的所谓日记，也并非如金书所说是当场或当天所记，几乎都是事后补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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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第3页，写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委员长方寸大乱。他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只容他将终生最为心痛的一句话，留在那页干枯得几乎要碎裂的日记上：‘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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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这里所引的这段蒋“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时”留在“日记”上的话，根本就不是蒋的日记文字，不过是蒋介石事后为《西安事变半月记》写的引言里面的一段话。[22]前面作者说他曾在图书馆读到这本小册子，但从这处错误看，作者可能并未直接读到《西安半月记》这本小册子，否则怎么会把这段引言中的话当成蒋的日记文字，还绘声绘色地加以想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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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第5—6页，写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李立三、毛泽东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如何“能言善意辩、词锋激烈”。说“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说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感叹：‘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说孙中山因为赞赏李、毛“两个新锐”，“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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