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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第2页，开篇写读蒋介石1942年重庆初版西安事变日记时的感受，“想见”蒋“当年写到这里，握笔的手定在不住颤抖……”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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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作者所说之日记，实为蒋介石所著《西安半月记》。但第一，作者因为看到他所去的那家图书馆里的这本书版权页上写的是“初版”字样，就误以为该书最早出版于1942年重庆，实则错矣。因该书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即1937年上半年就由正中书局出版了，以后还几度再版。[21]1942年重庆版多半只是换了家出版社，另外再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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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作者完全不知道蒋的这本貌似日记的所谓“半月记”，其实并非真的日记，而是由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参考蒋日记按照蒋授意的政治意图改写而成的文字，是为宣传用的。且即使陈布雷所参考的蒋事变期间的所谓日记，也并非如金书所说是当场或当天所记，几乎都是事后补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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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第3页，写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委员长方寸大乱。他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只容他将终生最为心痛的一句话，留在那页干枯得几乎要碎裂的日记上：‘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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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这里所引的这段蒋“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时”留在“日记”上的话，根本就不是蒋的日记文字，不过是蒋介石事后为《西安事变半月记》写的引言里面的一段话。[22]前面作者说他曾在图书馆读到这本小册子，但从这处错误看，作者可能并未直接读到《西安半月记》这本小册子，否则怎么会把这段引言中的话当成蒋的日记文字，还绘声绘色地加以想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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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第5—6页，写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李立三、毛泽东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如何“能言善意辩、词锋激烈”。说“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说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感叹：‘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说孙中山因为赞赏李、毛“两个新锐”，“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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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段文字大部分的原始出处应该是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一书。只是，作者不仅关于汪精卫那段引文内容再次发生错抄问题，而且作者说什么李大段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率直批评国民党，毛以孙先生的说法为据论证自己观点云云，也和张国焘的说法不符。因此，可以大胆推测，作者还并不是直接从张国焘几十年后并不准确的回忆中抄来的，又是辗转抄来的。也因此，金书的这段说法，同样错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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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一大”有会议记录留存下来，早已公开出版。就连李立三的儿子写其父亲这段辉煌经历时，虽然也要用张国焘日记来证明其父当时表现如何突出，但也不能不谨照当年的档案记录来做史实叙述，以免太过夸张。[23]金书作者没有看过会议记录，却信口开河说什么李、毛在国民党“一大”上如何“能言善辩、词锋激烈”，还批评国民党云云，就涉嫌杜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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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国民党“一大”开会17次（半天），会上报告、主席及代表提议发言460余人次，中共代表总共报告发言计20人次，远谈不上活跃。其中李立三仅发言一次，还是为中共代表谭平山的报告内容叫好，毫无批评国民党的意思。毛泽东发言6次，在中共代表中最突出。但毛发言前4次都是一句话，“请……付表决”。后两次发言是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上午，即第十四次会议上，内容稍长，一是针对成立研究会事，一是针对比例选举方法，都与孙中山的说法无关。毛泽东入选章程审查委员，发生在第五次会议上。[24]此前毛仅在第三次会议上发过一次言，只讲过一句话，作者如何就能凭空想象出因毛泽东“以孙中山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故备受孙中山的“赞赏”，被孙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这样的“史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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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四，第8页，说“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变成大人物，就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了……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更符合中国国情”。此说更是严重的历史误读。作者如果稍微读过哪怕一点孙中山谈三民主义的文字，或者哪怕认真读过其他历史学者研究孙中山国民党的著作文章，就应该知道，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就是从社会主义学说中来的。孙中山自己无论是在书中所说的“早年”，还是在书中所说的“变成大人物”以后，都坚持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就是民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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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金书作者能读一下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能读一下孙中山1924年关于民生主义问题的讲演，就会了解，孙中山并没有改变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孙中山讲得很清楚：“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在他看来，中共党员之所以“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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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为什么不直接用社会主义，而要用民生主义这个“中国古词来替代”，他解释说：第一，在英文里，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学都是一个词根，容易“生出混乱”。第二，欧美的社会主义学说有几十种，普通人会感到“无所适从”。第三，社会主义的关键就是要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使人民不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故我们“反复思维，总是觉得用‘民生’这两个字来包括社会问题，较之用‘社会’或‘共产’等名词为适当”。在他看来，即使是欧洲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科学派马克思主义派，比如俄国的劳农政府，如今也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了。“此足见吾党之提倡民生主义正合夫进化之原理。”他甚至说：“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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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书作者为写此书据说读过数百本书，遗憾的是所读应该基本上是些二手、三手读物，至少是很少系统读过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大量一手的档案、报刊资料了。但凡作者读过《孙中山全集》，哪怕只是读过研究孙中山生平思想的学术专著，也不至于讲出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变成大人物，就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了”这种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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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金书作者会辩解说，他书里讲的“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结果还是一样，甚至可能更离谱。因为那样的话，作者无异于是说孙中山早年向往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晚年放弃了，这更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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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五，第11页，作者写道：“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他召集核心干部征询意见。”“联俄大家都无问题……争论的焦点在联共。”“汪精卫同意联俄，反对联共；廖仲恺则赞成联俄联共，认为既联俄，就必须联共；胡汉民介于汪、廖之间。……他的论点十分奇特：‘无政府主义者离我们比较共产党员要更远些，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尚且如此，容纳共产党员入党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向孙中山建议，先对共产党人有条件地收容。条件是‘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收容以后再有依据地淘汰。依据是‘发现了他们有足以危害本党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动’。”“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不同意实行党外合作，坚持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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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资料理当是来自胡汉民1929年初的一篇讲演。所以说是“理当”，是因为金书作者一定没有读过这段史料，其引述注定又是从二手或三手材料中抄来的。因为是辗转抄来，结果又变得真假参半。比如书中所引胡汉民的两段带引号的话，后面一段话一看即知是从胡这篇讲演中来的。但前面所谓“无政府主义者离我们比较共产党员要更远些……”一句，不仅一望而知不是那个年代的人讲的话，尤其和胡汉民讲话的风格差距很大，且在胡汉民的讲演文字中也确实看不到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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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在讲演中回忆当年他谈“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兄弟以为当时正值欧战以后，中国的社会问题骤然风起云涌。本党从来提倡民生主义，而以前许多同志都不注意，如果研究马克斯（思）主义的人是诚心与我们合作的，便容他们加入本党，也未尝不可。犹如某某先生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在本党里面便始终忠于三民主义，为本党努力。”[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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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对于这种错抄的问题来说，金书对这段史实的错读更是让人哭笑不得。作者无论是细心一点，或是稍微多一点国共党内合作历史的知识，就应该能够发现，胡汉民所讲的发生在1923年1月底《孙越宣言》发表后孙中山召集的那个会议，对党内合作这一形式的选择，已不发生任何作用。因为在此次会议好几个月之前，国共党内合作的形式就已经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大都已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了。作者所谓这次会上“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不同意实行党外合作，坚持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云云，连逻辑都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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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莫名其妙的是，读金书第33—34页的内容，可以发现，作者也是知道孙中山在开这个会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党内合作办法这个情况的。作者自己写道：1922年春，马林已经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并且受到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的强烈反对。但当年8月中共中央就被说服，接受了党内合作的形式。事实上，陈独秀、李大钊等几乎马上就加入了国民党，9月初陈独秀还应邀参加了国民党改组座谈，并被孙中山任命为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委员。作者竟不知道这前后的叙述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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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者如此自相矛盾的历史解读，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作者并不清楚他所利用或借鉴的前人的各种说法之间有什么不同，只是按其观点逻辑叙述的方便，这里用这条，那里用那条，顾头不顾尾，至于这条和那条拿来的资料或说法之间有什么矛盾，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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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理喻的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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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书除了错抄误读之外，还讲了许多似是而非或半真半假的历史故事。比如绘声绘色地描写陈独秀等人拒绝接受共产国际援助、指导之类，或宣布说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蒋介石杀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达337000人，1927年4月到1932年以前杀害共产党员等总计达100万人以上，等等。除个别人的回忆录以外，书中全未提供出任何可以证实其真实可靠的相关证据。但是，无论如何，类似这样的故事或数字过去也有人在讲，笔者暂时亦无时间详考作者出处的由来和错误，只好姑且听之。而书中另外有些生造太过明显的故事，因笔者较为熟悉，故在此顺手举两例以证其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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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第19—20页，金书讲述蒋介石1923年代表孙中山率团访问苏联，商谈苏联军事援助计划事宜。金书告诉读者，由于托洛茨基是“苏俄红军之父、激烈的革命家、狂热的煽动家，甚至是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东西方各种评价搅在一起，使蒋介石未见托洛茨基之前，心中就充满一种莫名的激动和冲动”。他是“慕名而来”想要见托洛茨基的。可是，“一片热烈的气氛之中，44岁的托洛茨基冷冷地坐在一旁”，甚至“称病”拖着不见蒋，因为他对蒋“充满戒心”，“直到代表团临动身返国之前，才会见蒋介石。面对刚刚呼吁完世界革命的蒋，作为这一革命的狂热信徒，托洛茨基竟然只字不提世界革命”。他“装作对中国问题不甚了解。他对蒋说，他难以给代表团出什么主意。他不大相信中国能够接受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如何支援中国革命，他还未考虑好”。“蒋介石向托洛茨基转述孙中山的建议：从华南和蒙古兴兵，夹击中国北方军阀。”实际上他“显然是指望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穿过蒙古进入中国”。托洛茨基理智地告诉蒋说：“苏联出兵直接援助孙中山的军队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对蒋介石泼的都是凉水。”“尤其是托洛茨基说，中国若没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这个党若不进行目的明确的政治和宣传工作，即使我们给许多钱，给予军事援助，你们还仍然会一事无成。”书中断言：“这些话令蒋介石万分气恼，给他的刺激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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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段历史的具体情况，已经有太多学者作过研究，也有相当多的档案文献资料已经发表。在这种情况下，金书完全脱离已有研究和档案史料，自撰一套，不仅引文资料又有错抄情况，而且以论带史，为强调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不少判断比斯大林正确，在这里故意把托洛茨基写成先知先觉。这就离真实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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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所谓蒋介石此行是慕名而去想要见苏俄红军之父托洛茨基的，心中充满莫名的激动和冲动，纯属想象。查蒋日记，从准备赴苏，到见托洛茨基结束，蒋数月中提到托洛茨基者，除11月27日会见以外，所提三四次都是一件事，即起草、改正、发出“致托尔斯基函”。蒋想见托洛茨基，只是因为他是苏联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军事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但对托洛茨基见面早晚问题，蒋并未表现出任何向往或激动的心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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