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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所谓托洛茨基“装作对中国问题不甚了解”云云，也完全是想象。实际上，不要说托洛茨基这时不负责外交以及中国事务，即使是直接负责外交问题的斯大林1923年对中国问题也了解甚少。当时苏联政府中对中国事务唯一有发言权，包括斯大林等均须依赖者，只有一个人，就是副外交人民委员兼驻华大使加拉罕。读托洛茨基所著《中国革命问题》亦可知，他自认对中国问题开始注意也已经是1924年以后的事情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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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所谓孙中山、蒋介石指望托洛茨基“率军队穿过蒙古进入中国”，更是杜撰。查，无论是蒋介石提交给苏方的军事计划书，还是苏方所得到的关于这一计划草案的说明，都清楚地显示，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目的，是想把对北京政府的战场从南方转移到西北地区来。特别是希望能够在蒙古库伦以南邻近中蒙边界地区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按照苏联红军模样编练的新式军队，以便能够在两三年后配合南方，“从蒙古南部发起第二纵队的进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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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所谓托洛茨基与蒋介石见面“泼的都是凉水”，同样不实。尽管，托洛茨基明确表示不同意按照蒋介石提交的军事计划给国民党以军事援助，使国民党可以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但他也表示：“我们并不拒绝给予军事援助”，只是目前条件下，这种援助不能采取直接帮助孙中山组织军队的方法来进行，而需要代之为中国革命者提供军事学习等方法来进行。[32]也因此，在当天蒋日记中，我们也看不到蒋介石受到巨大刺激的记述。日记中对托洛茨基的印象并不差，称“其人慷慨活泼，其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相辅并行而不可缺也云”[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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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蒋介石此行的确受到了相当的刺激，除了原拟北方军事计划方案未能达成外，最刺激蒋的，并不是金书所引的那段话，也不是因为托洛茨基当天谈话的态度，而是苏联对蒙古问题的态度和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对国民党的态度。凡研究过国共关系、中苏关系或蒋介石生平者，无人不知道蒋介石此次访苏之行所受刺激几乎都写在1924年3月14日“与廖仲恺书”里面了。[34]金书作者看来完全不曾读过，甚至不知道蒋的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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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金书作者即使不知道这封信，也应很清楚地知道他自己书中引述的托洛茨基的话的文献资料原文的意思吧？书中引述了托洛茨基所谓“即使我们给许多钱，给予军事援助，你们还仍然会一事无成”这句话，并且断言正是这句话对蒋“刺激最大”。这意味着，作者是知道这句话是出于瞿秋白之口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作者这里为适应自己观点和论说需要编造历史的痕迹就太重了。因为，瞿秋白原话中从没有讲过是这句话严重刺激了蒋介石。瞿秋白原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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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见托洛茨基时，托洛茨基对他们说，现在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政治上和宣传上，并着手做党的组织工作。即便我们给很多钱，给予军事援助，“你们还是会一事无成”。谈到蒙古问题，托洛茨基说，蒙古希望独立。如果你们想同它建立统一战线，你们应该把它视为兄弟，并说你们不想主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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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后，蒋介石很生气，说托洛茨基在骗他们。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需要我们给予它独立，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这些话他们是在代表团内部讲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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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金书作者只是在按照自己的观点和希望的叙述逻辑随意编排和曲解史料与史实。瞿秋白的话讲得很明白，是托洛茨基（也包括此前契切林的谈话）谈蒙古独立问题的话严重地刺激了蒋介石，并不是托洛茨基说“你们还是会一事无成”这句话严重刺激了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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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第34—35页，书中谈及“立三路线”问题，所引李立三要求苏联“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等引文完全生造不说，尤其是造出一个“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对中共进行了“最严厉制裁”云云，更是让人吃惊。此说一出，网上马上炒成一片，人人转引和转抄，可谓耸动听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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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书作者根据什么说1930年“立三路线”发生后共产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对中共中央进行了“最严厉制裁”：“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我实在无从查找其凭据。能够想到的，只有1930年5月14日“立三路线”尚未形成时《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和10月12日“立三路线”中止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这两封信。只是，对于一名专业研究人员来说，误读这两封信中的信息，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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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信中，中共中央提到一个情节：“5月和6月停拨经费实际上会使整个工作陷于瘫痪，对此请予严重注意。”[36]18日，中共中央再次电函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明确提到：“到4月底一直没有支付给我们6.3万墨西哥元，而5月份我们迄今尚未收到应领的半个月的经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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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应该很容易了解的是，中共中央5月中旬初从共产国际上海负责提供经费的代表那里得知5月和6月经费停拨的消息，和所谓“立三路线”毫无关系，因为当时所谓“立三路线”只是在酝酿期间，还未正式形成，不要说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还全无了解，就是在中国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这时也不认为存在这样一条路线。同时，共产国际在上海负责提供经费的代表虽然告知中共中央5、6两月经费无法拨付的消息，却并没有告诉中共中央说，停拨经费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某种路线错误所进行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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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共产国际在上海负责提供经费的代表也没有真的停拨中共中央这两个月的活动经费。只要仔细阅读一下后续的相关文件，也可以了解，并不存在经费被“停拨”的情况。9月份中共中央的相关统计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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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420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39000墨西哥元，少收到3000墨西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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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525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30000墨西哥元，少收到22500墨西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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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540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7000墨西哥元，少收到47000墨西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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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570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37000墨西哥元，少收到20000墨西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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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525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47800墨西哥元，少收到4700墨西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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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510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24500墨西哥元，少收到26500墨西哥元。[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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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共产国际一直在固定提供给中共中央活动经费，只是上海代表每次都会少拨给中共中央应得的数额。尤其是5月份，共产国际上海代表少拨发了近半数经费，6月份更是只提供了应提供经费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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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位代表9月间向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解释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莫斯科提供的经费相当部分是以货物的形式提供的，这些货物卖不出去，他也就无法向中共中央正常提供经费。[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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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不是“立三路线”发生后，即共产国际10月得到远东局的通报，特别是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几次会议记录[40]之后，突然决定制裁中共中央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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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里存在这样一个细节，信中说：“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突然（于9月）来华，并与马克斯同志谈了话，此后所有旧欠款就停止了支付。”[41]但是，这一情节也不足以成为制造共产国际用停拨经费的办法给了中共中央“最严厉制裁”这一说法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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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只要用心读过这封信就能够了解，中共中央政治局无论是写信时还是在此之前的“立三路线”进行期间，都从没有得到过共产国际决定利用停发活动经费来对中共中央进行“最严厉制裁”的通知。信里写得很清楚，从年初以来，中共中央就一直在与莫斯科商讨正常提供经费的问题，周恩来8月份离开莫斯科之前，共产国际负责人皮亚特尼茨基还明确承诺会通过新的途径把款项寄给中共。斯大林也当面保证过。信中列举了从1月份以来每个月拖欠的经费数额，周恩来回到上海后亦向共产国际驻上海的全权代表马克斯说明了在莫斯科得到的保证与承诺，要求在继续支付新的经费同时，继续支付旧的欠款。本来双方已经商量妥当，不意在这个时候，新来的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突然和马克斯谈了话，“此后所有旧欠款就停止了支付”。也就是说，这个情节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是一点，即这位上海代表停止支付的只是旧欠款，而非全部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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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封信也清楚地说明了中共中央和几个月以来一样，还在获得活动经费，只是9月份共产国际上海代表“只支付给我们24500中国元，还不值10000美元。10月份共产国际给我们寄来2万美元，但直到今天（10月12日），他只支付给我们28500中国元，还不到1万美元”。[42]换言之，也不存在停发经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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