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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金书关于共产国际停发中共经费说法的来源，查到我于2004年初发表的谈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经经费援助一文，其中有共产国际1930年“因为自身经济上的问题，通知中共中央5、6两个月将停发经费”的说法。金书应该就是以此为据演绎出高论的。但我在文中并未说这是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惩罚措施，且在后面也讲述了双方围绕这一问题争论及解决的过程。金书作者为了突出和渲染他关于共产国际经费援助很有限，且“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的观点，罔顾史实至如此，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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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容忍的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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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暂且把举证金书错误的工作放在一旁，再来看看金书那些创新和发现。金书之所以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该书讲了一些实话，敢于面对历史中过去不大讲的一些情况或问题。但是，从上面正误的情况不难看出，以作者历史研究功底之薄弱和基础研究之阙如，他是绝无可能一举而成为有创见的历史学者或中共党史专家的。显而易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书中大量硬伤和错误，相当多恐怕都是抄来的；金书中许多看似有创见、有新意处，其实多半也是从他人的研究成果中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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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第12—13页，作者颇为自得地写道：孙中山主张党内合作，批评国民党内的质疑者，“但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些批语，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他并详尽列出孙中山对1923年11月邓泽如等人《检举共产党文》的批语，说这是“在今天……我们基本不引用的批语”。说国民党一大“共产党人表面获得成功之中，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一个组织却被共产党人忽略了……这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无一名共产党人。一向组织松散的国民党还在党章中专门设了第十一章“纪律”，“这一章专对准共产党人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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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应该是指大陆官方学术机构，包括中共党史学界和相关历史学者，那意思很清楚，就是迄今为止在大陆基本上没有人重视孙中山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文字，只有作者注意到了被人们忽略了的孙中山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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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当然并非如此。不错，中共建国后许多年确实存在着这种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改革开放后早已被历史学方面中外研究者打破了。作者所引“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的三条孙中山批评指责共产党的话，除一条源于陈独秀1929年的《告全党同志书》外，其他两条都是大陆出版的《孙中山全集》里编录的史料，而该书1985—1986年就已经在大陆出版并广为引用了，何以说“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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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相关研究，也已有相当历史了。除了1966年就研究并详述这方面情况的台湾学者李云汉以外[43]，8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学人也已陆续介绍了一些美国研究孙中山生平事迹的著作到大陆来。像韦慕庭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就在1986年被译成了中文，其中就比较具体地介绍了孙中山的这段批语和他对共产党的防范心理。[44]在此之后，提到这条史料的相关论文也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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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书作者是不是因为读的东西太少，自己意外发现了这则资料，因而产生了重新解读这段历史的问题意识呢？恐怕不是。只要看看书中用引号引述的孙中山的批语又发生了怎样的错误，就不难看出，作者自谓只有他注意到的这段引语，不仅不是他自己读史料过程中发现的，而且又是辗转经过他人不严谨的文字抄来的。在这段支离零碎、字数不多的引文中，又接连出现了几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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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将“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一句中“党政”两字错抄成了“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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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将原文“不为此等少年所遇（遏）”一句中的“遇”，抄成了“愚”，且没有对删去原始资料中“（遏）”的标注作任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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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将原文中“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一句，和相隔了60余字之后的“陈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一句这互不相关的两句话，莫名其妙地错抄成了一句，变成了“既参加吾党，自应与吾党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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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无论是孙中山的这段批语，还是国民党“一大”成立没有共产党人的监察委员会，以及在党章中特别设置“纪律”一章，包括透过这些情况可以清楚看出孙中山力图使共产党人为其所用，又小心防范共产党扰乱其组织的复杂心理，还在2001年我就有《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一文，花数万言详加研究、介绍和讨论过。[45]其他学者也在一些著作和文章中介绍和讨论过这方面的情况。[46]如此可知，这些80年代中期以来就可以在大陆的中文著述中经常看到的史料和史实，并非像金书所说是作者的发掘和发现。恰恰相反，金书作者对几小段史料竟能发生如此多的错抄和错用，更能证明金书作者讨论这一史料的灵感、观点以及基本资料和史实，其实是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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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第29—32页、第35页，金书具体谈到了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情况及其意义问题。因为作者把“10余元路费”错抄成了语义不通的“15余元路费”，引起我的好奇，意外发现这一部分涉嫌剽窃抄袭的情况太过严重。鉴于此处抄袭比较典型，故下面列表对照，以便于读者能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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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的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金书的抄袭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像上述围绕着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提供财政援助的基本问题意识、史料引证、史实叙述，甚至论说观点，都是直接从我1990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几乎原封不动地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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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作者这样写书，类似这种成段成段抄袭剽窃的情况，相信在全书还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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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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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误及批评还只限于金书第一章的内容，由于时间和文章篇幅的关系，我实在无法进一步扩展我正误和批评的范围了。即使在这一章里，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也还有不少具体资料上、史实上，乃至解读上的错误。而我读到的一些记者编辑抄来的错误，多数还不在这一章里。可以肯定，以金书作者第一章这样的水准，以其速成巨制的极不严肃和极不学术的方法，金书其他十五章中的硬伤、错误和抄袭的问题恐怕还多得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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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者写此书的立意或许真是可圈可点，只可惜，如此不讲规矩，不顾深浅，拿激情议论来代替客观扎实的学术研究，把立论建立在种种错抄误读的历史资料和历史叙述的基础上，怕是如同把漂亮的建筑建在沙堆上一样，既经不起推敲、验证，也难有任何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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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这样的书，实在让人痛苦；用这种方法写书，实在是误己误人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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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7日，G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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